刘迪按：日本企图包围中国，但是，全球大势并未变化，中国应制定全球范围的更大开放战略应对日本“包围”。     

      10月13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题为《中国应更加积极参加协议》，文中指出，中日防长会面，是“面向中日关系改善迈出的新的一步”。同时这篇社论提出，“为持续推动中国参与维护亚洲稳定，重要的是日本必须与美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加强合作。”这个建议反映了近来日本国内舆论中要求结成对华共同战线的动向。

     自中国船长被释放后，日本媒体出现一个“如何应对中国”的大讨论。其背景是认为此次释放是迫于中国压力。因此这三周来日本媒体围绕上述题目的讨论十分密集，综其论客主张，不外“攻”与“防”两招。所谓“攻”，是指主张背靠美国，与韩国、东盟中海洋国家结成共同战线，对付中国崛起。10月13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一篇该报发自河内的报道，题目就是《南中国海形成中国包围网》，虽然内容仅是一篇关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报道，但这个题目彰显日本的这种展略思考。

     关于“守”的议论，主要侧重保护日本在华巨大经济利益。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在对华投资，不少论点主张将部分在华企业转移至东盟或南亚各国。第二，关于面向中国市场而无法退出的企业，要么联合，要么合资，以回避独资风险。例如10月13日《日本经济新闻》在第一版报道说，日本第三大超市集团Uny准备与台湾顶新集团联手进军中国市场，要在未来10年形成1000亿日元销售额的规模。第三，对于那些严重依靠从中国进口的原料，有人主张研发替代技术，或搞原料进口多元化。事实上，日本政府已经准备拨出巨款，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今天，中国周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国际环境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种形势？中国究竟应该怎样破解这种“包围”？关于这些问题，其实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中国应有一个明确认识。

    首先，必须明确指出，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回顾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曾长期面临贸易、投资“围堵”，其中既有外国原因，也存在中国自己的问题。但是，今天中国周边，并未出现那个时代的对中国经贸“围堵”。应该看到，目前在南海问题各国的态度，主要来自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而非对抗。

     至于美国防长盖茨此次在东盟扩大防长会议提出南海安全问题的表态，既是美国一贯立场，也反映美国急切希望在南海地区维持自己存在的愿望。我们知道，不论一战或二战，美国奉行的最主要的方针有两条，一“公海自由航行”，二是维护公平贸易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非但与美国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反而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发展，中国更要坚持这两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安全发展。所以，中国应与美国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共同维护贯彻这些原则。对于美国希望在南海地区维持其存在的想法，中国则应与其对话，明确中国利益所在。

    我们必须看到，此间有人提倡的对华“包围”，其论点非但没有可能，也很可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企图包围别国的国家，必定让自己孤立，此外，任何这种号召，都无法获得广泛相应。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少看到经济界中存在包围封锁中国的言论。

     因此，上述“包围”中国的建议，其实既是少数不负责任的建议，也是幻想。我们知道，假如没有30多年前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中国人懂得，唯有开放，才是中国发展、强大之本。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远胜于30年前。那么道理很清楚，今天以及未来，中国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经济、更加开放的制度设计来应对崛起时代周边的猜疑与不适应。所以，对于任何对中国的怀疑、任何对中国的不信任，中国应以更大、更快的开放步伐，更为包容的制度，来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

    中国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受益者不但是中国，而且也是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周边国家、地区均与中国保持巨大的贸易往来。这种经济联系日益影响到各国对华态度。这种理性态度必然反映在各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上。因此，在上述东盟扩大防长会议上，各国防长对华态度并未有根本变化。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周边国家既有海洋国家，也有内陆国家，既有与中国接壤国家，也有并无接壤国家，既有彼此信赖程度较高国家，也有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互信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每一个都是特殊的。对于与这些国家的个别问题，还是应该具体对待。至于那些共通的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都面临共同的利益，如公海航行自由问题。因此，中国完全可以主动提议，建立一些共同规则。如此，在南海问题，中国可以通过双边与多边两个渠道来与有关国家沟通，加强彼此相互。

    总体来说，对于未来，中国完全不必在意那些叫嚣“包围”中国的梦呓，而应采取更大的开放措施，与周边友邦组成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回击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