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动力”

    中央军委办公厅原主任、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将李际均将军说：“战争充满人类的历史，但影响深远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战争却屈指可数。西方军事史学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次战争，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动力。”

    今年恰逢鸦片战争17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纪念，前者背负着中华民族的耻辱，后者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两相比较，更显得新中国的第一声呐喊是多么的可贵。

       英明的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只有经过历史时空的沉淀，人们才会对她有更深刻的感悟，而它对中华民族以至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启迪，将会是不朽的。

    近些年来，由于受到某些错误舆论的影响和缺乏对历史真相的全面了解，某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当性和正确性产生了质疑，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够离开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事件的起因，都不应该孤立地、片面地、舍本逐末地判断所谓的是非曲折。

    1950年6月25日凌晨的第一枪，并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起因。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无视南北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拒绝南北人民的合法代表——朝鲜祖国阵线的和平呼吁，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妄图用军事突进解决北朝鲜的人民政权，迫使北朝鲜把自卫战争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要以为，美国没有来得及将战火燃遍全中国，我们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得不偿失”。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将战火燃至我东北边境，杀我人民，烧我房屋，轰炸我和平村庄，炮击我正常行驶的商船，不顾我国政府多次严正抗议和谴责，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儿戏，视中国国境为无物，充分暴露了美国的侵略凶焰和企图。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和对国民负责任的政府所不能容忍和不可以接受的。

    从晚清始，中国对侵略者都是“和谈止战”，中国得到的是屈辱和人民被屠戮。从新中国起，中国终于以战止战，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比“八国联军”多出76倍的十七国联军，为人民赢得了60年和平，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和自信，为后代赢得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不管谁先动手，迟早要打

    然而，一条民族裂痕可以有多种前景和解决方式，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缘何引发一场持续数年的战火呢？

      美国扶持南朝鲜先建国，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种下战争祸根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殖民主义纲领，即杜鲁门主义，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他的这个纲领是冷战的起源，也是朝鲜战争的祸根。1948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作出了让“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朝鲜实施单独选举的决议。接着，通过单独选举，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8月24日韩美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人民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南朝鲜参加投票的选民占全体选民的77.52%)。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军于12月底撤出朝鲜。

    从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种体制的对抗”。由此看来，朝鲜从政体上分裂，美国和李承晚集团是难逃罪责的。

        北朝鲜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寻求自卫和武力统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和平统一的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战争政策。1949年6月初到6月底，《朝鲜统一民主祖国阵线》成立。在南北朝鲜704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通过了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和10项和平统一的计划。6月底，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自南朝鲜撤军。在此前后，南朝鲜的右翼势力和李承晚集团，无视朝鲜祖国阵线的呼吁，积极策划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从1949年1月到9月，李承晚集团的军警在三八线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达432次。6月11日，李承晚发表声明，扬言“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这个计划将实现”(苏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6月18日给维辛斯基电)。1949年底，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狂妄地说：“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将万众一心，恢复失地。”南朝鲜军总参谋长明确提出：1950年国防军的任务是“用实际行动收复尚未收复的土地，统一国土”。

     在和平统一的方法已经不可能，美国、南朝鲜反对；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大会解决朝鲜的努力均未成功；由南北方代表组成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南朝鲜反动派已经拒绝了祖国阵线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号召的情况下，北朝鲜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变化，“当他们看到不能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时，便产生了用武装进攻南朝鲜政府的方法来统一国家的想法”。(1949年9月15日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9月3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军事进攻的计划，但是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

          中国被动卷入，主张后发制人

    1950年4月10日，金日成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会谈。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武力统一计划。但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有两份关于金日成特使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报告。一份是发自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于1949年5月15日为转述金日成通报的情况给维辛斯基的电报；一份是从北京发出的、苏联军事顾问科瓦廖夫受毛泽东嘱托于5月1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两份电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劝朝鲜同志向南朝鲜发动进攻。”

         中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战争爆发后，开始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迅速将战线推进至洛东江一线。而在这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则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对战局的发展曾作了两种可能的估计：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将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二是持久，即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转入进行持久的战争。

    根据对朝鲜战争形式的分析，中央军委为了保卫祖国东北地区安全和在必要时刻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个星期的1950年7月7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军委由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集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了朝鲜形势和加强国防问题。7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集结兵力于鸭绿江边的战略决策，7月13日正式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由军委战略预备队即第四野战军的38军、39军、40军和42军共4个军2个师，及配属炮1师、炮2师、炮8师共3个炮兵师9个炮兵团，1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坦克团、1个骑兵团共25.5万人组成。与此同时，对支援边防军的第二线兵力、东南沿海海防和东北地区的国土防空问题也作了部署。8月4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面对朝鲜战争可能进入僵持阶段的新情况，毛泽东认为，朝鲜人民要取得胜利，有必要加上中国的因素。次日，毛泽东即令高岗马上召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大会，阐明作战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并要求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26日，周恩来副主席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督促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我一线指挥员邓华、洪学智和我驻朝代办柴军武均判断敌人在积极准备反攻，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自此，东北边防军进入了积极备战的阶段。

资料照片：志愿军后勤指战员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线运送粮弹。

   资料照片：志愿军某部1连班长王彦林（右）率领全班反击537.7高地北山之敌，战后荣立特等功并获得“二级英雄”称号。

资料照片：转入坑道坚持战斗的志愿军战士。

         不管怎么说，邻国遭到侵略总不能坐视不理

    10月2日凌晨，毛泽东电告高岗、邓华，请高岗速来京开会，请邓华着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接着于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积极主张出兵。毛泽东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深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了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但在此时，苏联方面表示，其空军尚未做好准备，需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于是，10月12日，令志愿军暂不出动。10月13日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即便苏联暂不派空军参战，我们宁肯暂时忍受一些损失，也要出兵参战。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与苏联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

    至此，中国人民和军队开始了两年零九个月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上述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和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历史回顾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朝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朝鲜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争，美国扶持的分裂政权和李承晚奉行的“北进统一”政策埋下了战争的隐患，不能简单地以朝鲜“打第一枪”判断战争的性质，更不能武断地跟着西方舆论指责朝鲜是“侵略者”。国内战争只有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之分，谈不上什么侵略与被侵略。当年，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质问美国代表：“我们要问一问美国的代表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曾有一次内战，那时林肯总统曾经领导过北方诸州的武装力量进攻到南方诸州去，美国代表们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北方向南方的侵略，林肯总统是领导这一侵略的最大侵略者？”“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向美国的统治集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朝鲜人怎么会侵略朝鲜人呢？”列宁曾经说过：“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取决于是看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

     二是，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两个概念，前者起始于1950年6月25日，后者起始于1950年10月25日；前者是朝鲜民族内战，美国无权干涉，后者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中国不得不打。正如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伍修权所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利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呢？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同样的道理，美国没有理由，因为朝鲜内战就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东北边界。有侵略，就有反抗。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词时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由此可见，中国作出出兵决策完全是被迫的，是正义之举，是英明决策。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托兰曾经说过：“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血染的风采五次战役建奇功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后，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和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持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协同朝鲜人民军，连续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战役，歼敌23万余人，把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地区，迫使美国侵略者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战役——出手即胜，将敌人赶过清川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时，正值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北犯，妄图在感恩节前灭亡朝鲜，朝鲜局势危在旦夕。10月19日，我志愿军入朝的同一天，敌人占领平壤，20日美空降兵第187团在平壤以北顺川地区实施空降。当天，西线南朝鲜第二军团第6、7、8师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只有90～130公里，东线南朝鲜首都师已进占五老里、洪原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域，而我入朝各军距预定防御地区尚有120～270公里，已不可能按原计划实施阵地防御作战。

    毛泽东、彭德怀迅即改变原定进至朝鲜蜂腰部组织防御战役的计划，决心抓住敌人分兵冒进的弱点，采取隐蔽待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10月25日，我40军120师360团迎头痛击了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的南朝鲜第1师先头部队。118师在两水洞与南朝鲜第6师第二团先头营遭遇，迅速将其歼灭。揭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接着又在云山地区围歼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部。

    美军侵朝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上将曾对志愿军40军、38军歼灭温井、熙川地区南朝鲜第6师的情况有如下描述：“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国人首先攻击了南朝鲜第6步兵师，将该师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致南朝鲜第2军团已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他在描述我39军在云山地区重创美骑兵第1师时写道：“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到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作战所没有的……11月2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这是我军第一次与美军直接交战，就把美军打得“四散奔逃”。与此同时，我42军将东线敌军阻滞于黄草岭以南地区。

    此役经过12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迫使敌人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志愿军首战告捷，稳住了阵脚，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战役——确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基础，将敌人赶至三八线以南。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志愿军第一次战役打击后，误认为中国出兵不多，最多是象征性出兵，气焰依然十分嚣张。麦克阿瑟将第二线兵力全部调入第一线，同时令西线美军第8集团军、东线美军第10军继续向北进犯。

    志愿军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态，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西线实行宽大正面运动防御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行动，诱敌深入。于11月9日，我军主动放弃飞虎山阵地，后撤30公里，10日又放弃博川，并主动停止对进攻敌人进行反击。

    志愿军节节诱敌，果然奏效，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认为“中国人似乎在全线撤退”；麦克阿瑟断言“中国人没有参战，战争将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遂决定于11月24日发起“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总攻势”。待敌军进入我预定伏击地域后，彭德怀立即指挥我军隐蔽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利用东、西线敌人接合部宽达100公里的空隙，把进攻重点放在敌人的翼侧，集中兵力，实施双层战役迂回，向敌展开了强大攻势。11月25日黄昏，我38军、42军向进至德川、宁远地区敌第8集团军右翼薄弱部南朝鲜第2军团发起反击。38军迅速突破德川敌人的防线。

    李奇微曾写道：“11月26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2军团，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工夫，他们就肃清了残余的南朝鲜部队。”

     27日，彭德怀令38军主力插向军隅里、三所里。该军令113师担任向敌纵深三所里的穿插任务。28日拂晓前，113师即插到敌人纵深，距三所里20公里，他们不顾疲劳、饥饿，连续作战，突然抢占了三所里，比向南撤退的敌人先到5分钟。该师还派出337团于29日4时先敌抢占了三所里以西的龙源里，截断了敌人南逃的另一条退路。为正面主力全面出击，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彭德怀在12月1日发给38军的嘉奖令中，欣然命笔“三十八军万岁！”随后，我军于12月6日收复平壤，23日逼近三八线，进至涟川、铁原、华川地区。

    东线刚刚入朝的志愿军第9兵团，冒着风雪严寒，克服了御寒条件极差的困难，鏖战于崇山峻岭之中，于11月27日黄昏，向进至长津湖地区的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发起了反击。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得非常英勇顽强。

    李奇微就曾感叹：“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志愿军27军歼灭美军“北极熊团”，即第7师第31团，俘虏其团长麦克恩莱上校，缴获其军旗，这在美军战史中是极其罕见的。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感到“情况万分危急”，命令他的部队迅速撤退。

    此次战役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妄图“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梦想，将疯狂冒进的敌人一直打退到三八线以南，共歼敌36000余人，其中美英军24500余人，并使其车辆、火炮、坦克等军事装备损失惨重，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死于此役。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并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麦克阿瑟吹嘘的“总攻势”变成了“总退却”，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采取稳进方针，将敌人驱逐至三七线。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到两次打击后，退守三八线既设阵地。美国朝野充满了沮丧失败情绪，认为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失败”。为了摆脱内外困境，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威胁“不排除使用原子弹”。12月3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封锁中国、轰炸中国、派蒋军参战和唆使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建议。与此同时，美国又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企图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争取时间，整顿败局，准备卷土重来。

     此时，我军连续打了两次战役，体力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粮弹几乎消耗殆尽，急需休整。但毛泽东从政治上的需要考虑，于12月13日复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中朝军队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于1950年除夕向敌军发起全线进攻，一举突破三八线，1月4日，我军第50军与第39军各一个师及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进占汉城。我军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了三七线附近地区。1月8日，彭德怀适时果断地下令停止追击，结束第三次战役，主力就地休整，以一部监视敌人的行动，防止敌人向我反扑。

    此役历经8天，歼敌1.9万余人，攻占了汉城，一度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1951年4月，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因连续作战失利而被撤职。

    第四次战役——经机动防御大量歼敌，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地域。

    美国侵略者为了挽回其失败影响，缓和内部矛盾，急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美军中抽调老兵补充。李奇微对后撤的部队很快进行了整顿，于1月15日以所谓“磁性战术”向水原至利川我军发动了试探性进攻。25日开始，全线向我发动大规模进攻。迫使刚刚转入休整的我军，不得不于1月27日停止休整，准备汉江南岸的机动防御。

    中朝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遏制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以英勇顽强的精神，进行了汉江南岸阻击战、横城地区反突击作战，歼灭了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第3、第5师各一部，美军第2师一个营、另有敌炮兵4个营，共1.2万余人，只砥平里之敌未克。之后，敌军又重新组织反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遂转入宽大正面逐山逐水的机动防御，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主动撤离汉城，最后将敌人阻止在我选定的进攻出发线——三八线附近，达成了预定目的。

    此役历时87天，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战略预备队集结和展开，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我军再次进逼汉城、三七线附近，最后经运动防御将战线牢牢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中朝军队为了粉碎敌军在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以期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于1951年4月22日，向敌人发起第五次战役。通过两个进攻作战阶段，在西线，中朝军队再次逼近汉城，推进到汉江、昭阳江；在东线，亦再次进抵三七线附近，将伪第3、第4师和美第2师4个营及法国营大部分歼灭。共歼敌5万余人。取胜后，我军又在运动防御中大量歼灭了敌人。

    此役我军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将战线牢牢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敌人不得不承认中朝人民的力量，而再次祈求停战谈判。从此，交战双方形成战略对峙。

      在此役中，我军在战役指导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法估计不足，对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运用及可能引起的战术变化，缺乏深刻认识。正如毛泽东批评的那样，我军战役“口张大了”、“打早了”、“打远了”，导致我60军第180师受到严重损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80师并非全军覆没，180师被围时有7000余人，一个月后，陆续突围出来4000余人，怎能说被全歼？只能说，受到了重大损失。

        将敌人打到谈判桌上

    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中朝人民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损失23万余人，侵朝各国内部矛盾日益增长，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强烈。美国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调整战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场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根据朝鲜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志愿军适时地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利用三八线附近地区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在此后两年积极的阵地防御作战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多次攻势和“绞杀战”、细菌战，取得了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中朝军队越战越强，1953年又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

    在停战谈判中，美国侵略者妄图在会议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的严正拒绝后，竟发出“让炸弹、大炮和飞机去辩论”的狂妄论调。于1951年8月和9月先后向朝中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经过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攻势，并相继进行了多次局部反击，共歼敌16.8万余人，迫使敌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

    为了削弱敌人，锻炼部队，取得阵地攻坚战的经验，中朝军队于1952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对全线敌军发起有计划的战术性反击作战。这次反击作战，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对被选定的若干战术要点，经过充分准备，采取突然动作，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经过44天的作战，共歼敌2.7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资料照片：志愿军战士们在黄继光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 

资料照片：上甘岭志愿军阵地一角。

 ——上甘岭防御战役。

    1952年10月中旬，美国侵略者为了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求其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片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谋划和指挥了“金化战役”，向中线上甘岭地区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只有3.7平方公里的597.9高地和537.3高地狭小地区，发动猛攻。进攻前，敌军认为只要投入两个营的兵力就可占领这两个高地，进攻后，遭志愿军顽强抗击，遂陆续投入重兵，参战部队先后有美军第7师(配属美军空降第187团、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营)、南朝鲜军第2师和第9师，共计步兵11个团，炮兵18个营，火炮300余门和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达6万余人，妄图分割我防御体系，迫志愿军后退。

    守卫这一地区的志愿军为第3兵团第15军第45师、第29师、第12军第31师和第34师一个团，炮兵9个团各一部，火炮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整个作战行动由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指挥。

    “联合国军”对两个山头狂轰滥炸，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的土石炸松1～2米。我军在诸兵种协同下，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经过43天空前激烈的战斗，打垮敌人大小冲击600余次，进行数十次反击，歼敌2.5万余人，守住了阵地。这一胜利充分表明，经过一年多的阵地作战，我军已建立起一条空前巩固的防线。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成为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光辉典范。美国新闻界曾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指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中也沮丧地说：“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夏季反击战役。

    经过反敌登陆作战准备，我军在战略上日趋主动。为了粉碎美国和南朝鲜继续拖延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促进朝鲜停战实现，中朝军队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这次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采取稳扎稳打，由小到大的方针，根据美国和南朝鲜对停战的不同态度，而确定各阶段重点打击对象。

    6月17日深夜，南朝鲜当局以“就地释放”为名，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离开战俘营，押送到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停战协定，彭德怀决定教训南朝鲜当局，经毛泽东同意，志愿军第20兵团5个军发起金城反击战，一举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25公里的坚固阵地，突入纵深最远处达18公里。整个战役共进行了139次进攻，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歼敌12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实现停战，伟大的胜利。

    经过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和两年的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中朝方面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实现了。中朝人民和军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缓和远东和世界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朝两国政府关于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建议，于1953年3月至10月，分批全部撤出了朝鲜。祖国人民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凯旋，赞扬他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

              不朽的丰碑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的战略遗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久弥珍。

        改善了战略环境

    朝鲜如果沦陷，唇亡齿寒，美韩军事同盟将直抵我鸭绿江边，有了一个从陆地进攻我的战略通道，随时可以找任何借口对我发动战争。那时，从东北边疆到东南沿海，我国将永无宁日。

    从战略布局来看，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半数在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钢铁产量仅及美国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北的辽宁省，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东北的工业半数又集中在南部，南满电站也位于此地。如果朝鲜沦陷，这些重要战略要地均直接处于美国飞机威胁之下，甚至连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国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经济政治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另外，如果美军占领了朝鲜，它的气焰将更加嚣张，甚至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我捣乱，国内的反动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美国还会进一步插手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事务。那时，我国将处于内外夹击的被动局面，我国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又怎能安心进行建设呢？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们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没有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不可能有条件迅速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抗美援朝战争起码保了我国六十年无大战事。事实证明，战争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它可以直接创造精神财富。换句话说，战争不只是消极因素，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积极性。据《当代中国财政》一书记载：财政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几乎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中，我国经济不但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得到发展，这在我国战争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堪称奇迹。

    今天，我国经济飞跃发展，理所当然不能忘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我们打下的这一坚实基础，我们今天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在享受着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创造的“和平红利”。

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1950年10月25日——2010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