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青年报》 10月8日）
大城市病了吗？
当200米的路，你开车要走半个小时；当孩子上个幼儿园还要支起帐篷，挤着报名；当“安居乐业”中的“安居”在大城市成为一个要用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当你在城市里已经很难再看到满天的繁星，我们的城市至少是什么部位不舒服了。
以北京为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供的数字是，按照资源、环境承受力，北京市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这多出来的300万人口负荷所有的吃喝拉撒，都足以让一个城市巨人肌体发生病变。
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早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人向高处走”一直是指点至少是我们中国人行事的准则之一。白居易有“居长安不易”的传说留下，像是这些有名有姓的古人很多也是从乡村出来，然后踏入城市，才开始了自己一生的历练。只不过那时候，这种流动受限于交通的不发达，还有生产力的制约，还只是仅仅局限在士子以及一小部分买卖人中间。这样的一种流动就像是山间的一股小溪，带来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必要的新鲜血液，小而精，无论是数量还是冲击力，都还远远没有达到引发“城市病”的程度。
到了现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这种流动就突然加速、加量，不再是小溪流，而是成了洪水，蔓延各地。一个合理、冷静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在城市范围扩张的同时，还能和城市之外的乡村保持一种生态性的平衡，城市和乡村、乡村和城市之间应该是一种对流的关系；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是什么？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用无限的吸力把它周边的资源、人力都统统一股脑都给吸附了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都给消化吸收掉，最后闹到医院那儿，少不了一个“消化不良”的诊断证明。
并不是每一项决策都能照顾到这种平衡。这样一种“城市病”也不是具体哪一项决策就可以产生的，它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病症。所以，我们未必就奢望一个药方就能药到病除，而且船大不好掉头，即使一个长期的决策，也要在很长时间内才能起到作用。
但，这至少要引起决策者疗治的注意。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患病的城市中间的人，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走出北上广，未来的小城市、未来的乡村未必就不幸福。
大城市病了吗？
当200米的路，你开车要走半个小时；当孩子上个幼儿园还要支起帐篷，挤着报名；当“安居乐业”中的“安居”在大城市成为一个要用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当你在城市里已经很难再看到满天的繁星，我们的城市至少是什么部位不舒服了。
以北京为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供的数字是，按照资源、环境承受力，北京市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这多出来的300万人口负荷所有的吃喝拉撒，都足以让一个城市巨人肌体发生病变。
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早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人向高处走”一直是指点至少是我们中国人行事的准则之一。白居易有“居长安不易”的传说留下，像是这些有名有姓的古人很多也是从乡村出来，然后踏入城市，才开始了自己一生的历练。只不过那时候，这种流动受限于交通的不发达，还有生产力的制约，还只是仅仅局限在士子以及一小部分买卖人中间。这样的一种流动就像是山间的一股小溪，带来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必要的新鲜血液，小而精，无论是数量还是冲击力，都还远远没有达到引发“城市病”的程度。
到了现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这种流动就突然加速、加量，不再是小溪流，而是成了洪水，蔓延各地。一个合理、冷静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在城市范围扩张的同时，还能和城市之外的乡村保持一种生态性的平衡，城市和乡村、乡村和城市之间应该是一种对流的关系；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是什么？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用无限的吸力把它周边的资源、人力都统统一股脑都给吸附了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都给消化吸收掉，最后闹到医院那儿，少不了一个“消化不良”的诊断证明。
并不是每一项决策都能照顾到这种平衡。这样一种“城市病”也不是具体哪一项决策就可以产生的，它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病症。所以，我们未必就奢望一个药方就能药到病除，而且船大不好掉头，即使一个长期的决策，也要在很长时间内才能起到作用。
但，这至少要引起决策者疗治的注意。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患病的城市中间的人，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走出北上广，未来的小城市、未来的乡村未必就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