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面对了两个舞台，一个是中国在自身历史中的定位，这个定位中包括性质、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模式，显然，这一性质被确立了下来，然而，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它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变。第二个则是中国在世界的角色扮演，这是一个挑战不断的舞台，而中国在此的定位，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形象，有时茫然，有时退缩，现在，则似乎有些不安和失策了。

    如果我们不认为中国的形制与过往的众多历史有着根本区别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所面对的世界与二百年前所遇到的困境并无二致，而且有着惊人的相似。1793年乾隆见到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特使团时，就大有鄙夷之感，到1856年时，咸丰皇帝对英法美俄的种种要求包括公使驻京也均以史无前例而一一拒绝，结果发生一系列的误判，因而导致历史性的国家悲剧，也因为这种误判，中国历史也由此走上了误打误撞的道路，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近代史是被历史被洋务和被进步的，实在没有什么谈资。而从这一刻开始，也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命运困境，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这个命运的困境中。

    颇为值得玩味的是，对于困境与顺境，中国的亚圣孟子就曾经这么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显然，孟子所言，应超越时空的限制，这样，也就可以很好解释何以有世界联军强攻于中国的皇帝，也可以解释今天中国还要面对来自世界的围剿。在过去，那个道是工业文明与封建帝制之道的冲突，而在今天，这个道则是民主全球化与中国独守于集权发展的模式矛盾。现在，的确是需要中国作出深刻反省的时候了。

    让一城或一国之民为一个集权而称臣服务，任其独大而不能分享财富和权力，这种模式，放在数百年前，哪怕是不列颠或中国，甚至印度和非洲，都是情有可缘的，然而在今天，谁在这个世界上还大力推行这个模式，则违背了通行的普世价值观。显然，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全球化，然而，在本质上，我们还坚守着二百年前的传统观念，而这一点，正成为了中国命运困境的根本。因为，我们都来自农耕的旧世界，还没有从传统权力之梦中醒觉。现在，则是再次由世界推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