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葛家澍老师
1973年2月底，学校组织了六位老师（我是其中之一）赴上海进行教改调查，我们到了复旦大学（当时上海财院并入该校）、财政局、江湾机械厂、吴淞化肥厂、上海衬衣二厂、上海三药厂，还有手工业管理局和上海手工业财会人员训练班等单位，完成了学习访问任务，于3月上旬返回学校。
1973.3.9学校赴上海学习调查小组在外滩留影(后排右一为本人）
在上海期间，我有幸见到了10年前我考取的厦门大学研究生的导师——葛家澍教授。
那是3月2日，我们到上海财政局，请局里给我们介绍到一个财务与会计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工厂去学习调查，办公室的杨同志告诉我们，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正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修改《会计原理》，明天他要到上海衬衣二厂，你们明天可以在上班时间到这里来和他一道去。
次日我们如约到了财政局，财政局的同志将我们“组头”与葛老师作了相互介绍后，我们便与葛老师到公交车站候车。途中我与葛老师有过短暂的交谈，到了衬衣二厂，在会议室葛老师与我之间隔着一个座位而坐，他便侧身过来问我姓什么？我回答说姓方后，葛老师问：“你叫方镇生？”当他得到我的确认后，葛老师将手伸过来与我握手，并让我晚饭后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224房间找他。
晚饭后我急不可耐的赶到葛老师叫我去的地方，敲开门，是葛老师的助手吴水澎老师接待我的，他说葛老师在冲凉。进屋落坐后我们便聊开了，吴老师谈到他63年在厦大毕业，比我早一届，63年招考的研究生中，被录取的两人是我和山东的何生棠，由于国家的原因叫停，未发录取通知。还谈到葛老师、余绪缨老师，他们先后在1945、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他们两人的英语都很好，对青年老师要求很严，要求将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搞好。吴老师还说：葛老师治学严谨，肯下功夫。他是厦大建国后第一批由讲师提升为副教授的人之一。当时厦大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和教研室就只一套人马，葛老师一个人就做几个人的工作。还谈到葛老师、余老师的思想都比较活跃。
葛老师洗毕，与我交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因见葛老师为人很谦和，对晚辈也很关爱，我除了聆听教诲以外还大胆地向他请教了一些我正在学习和研究的会计方面的问题）。
葛老师说：这次来上海是修改准备出版的《会计原理》，并作有关调查。
1、这次原理修改有比较大的变动：
（1）增加了群众核算原理。（2）我们主张对象是资金运动，因此将主要经营过程的核算改为资金、成本和利润的核算。（3）将借贷、收付记账法作附录（注：借贷记账法在文革期间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的，一般教材那时都只写增减记账法）。
2、《会计原理》的大体章节是：
(1)总论 (2)对象与方法 (3)群众核算 (4)资金、成本和利润的核算（5）凭证、账簿与检查（6）会计报表（7）附录
3、关于借贷记账方法问题：
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从初学者和当前需要大量培训财会人员来说，增减记账法是有其好处。
有小道消息说，罗马利亚（阿尔巴利亚？）经济代表团到财政部访问时提出，报纸上说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那我们使用如何说呢（先问过增减记账法，财政部接谈的同志回答可能说服力不强）？结果这一问题反映到了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李副总理说记账方法是个技术性问题，它可被这个阶级利用也可为那个阶级服务，不要拔得那高。
河北财经学校的同志到财政部要财政部对记账方法表态，财政部的答复是：现在外贸、国外结算都还在使用借贷记账法，到底怎样财政部不好表态，使用什么好，教学什么方法好，大家都可选择采纳、讨论和研究。
4、北方交通大学原理中为什么由增减改为借贷而没有提增减法？
他们开始寄提纲给我们时不是这样，我们提出过不谈借贷记账法是否好的意见，不知他们是否是考虑这类意见而改的。
5、将工会专业课程改作会计原理、工业企业成本计算、工业企业财务管理与分析是可以的，只是要考虑与其他课程的结合。如结算就要在货币信用课程内考虑等等。
6、关于国外动态，文革以后更闭塞，一切国外报刊都订不到了，因此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7、核算反映创造价值是可以的，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不过现在这种反映：（1）是否与经济核算制有关（要用价值处理销售收入）与成本比较。（2）实践意义有多大？也是有实践意义的。如厦门瓷厂，该厂领导就要财务上每月给他的数字还要有可能实现的利润多少（财务预测性的）；也还可以考核产销关系……。（3）从理论上的对象来说是资金的循环，实际上是垫支资金的循环，同时作为整个资金循环过程来看，在生产过程也是没有完结。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研究。
8、资金运动这一对象与增减记账法的辩证关系？主要是从科目来讲占用和来源，就是一对矛盾。（插问：是否还可以说增减是一类科目下的两个侧面，因此增减表示是矛盾里面的矛盾？）对，大矛盾下还有小矛盾。借贷记账法在这些方面是严谨些。
9、这个公式（我写的计算流动资金的系数公式）从道理上讲是成立的。
（葛老师的讲话是根据方镇生当时的记录整理，未经葛老师审阅，如有问题概由方正生负责。）
葛老师讲到这里，我看了看表，时针已过晚上10点，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葛老师，耽误您时间太久了。”葛老师一面说等一会儿，一面拿出一套厦大的《工业会计》教材签上字赠送给我。出门时，老师握着我的手说：“今后我们多联系。”
葛老师赠送给我的第一套书
（1980年前后为方便别人和鞭策自己，我将方镇生fang zhen sheng 改作曾用名，以方正生fang zheng sheng 作姓名。）
后来葛老师赠送书时曾用过的牛皮纸袋
返回东风饭店，躺在床上，我心潮久久不能平息，真有如“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老师的这次讲话在学术思想与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都为我夯实了厚实的基础，我后来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教学成绩与老师的此次和以后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如我后来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的资金和资金运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注意解决好“财”的问题——对工业公司财务管理体制及其核算的设想》、《谈谈供应间隔系数的计算问题》、《论记账方法的研究》、《值得商榷的“Time value of mone”》和《会计的确认与计量》等等。
有了这次会面以后，我与葛老师的“君子之交”38年来没有断过，没有污染过，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为人处事，我都在老师的书里和与老师的交往中默默地接受着教诲，这种意识伴随着我的成长，直到现在。
葛老师为寄给我《中国经济问题》杂志两本而写的信——杂志中有老师的论文《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和于光远先生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
C.V.M》
从那次会面后的每一年春节，我都会给葛老师寄去问候祝福卡。1985年国务院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起，我就每年两次寄祝福卡去问候老师和师母。
今年3月是老师的90华诞，我去了厦门看望老师和师母，向老师和师母送上我诚挚的祝福。我还高兴的得知老师现在还带有两位博士生（每周对他们讲课基本是一次，每次一讲就是2/3个小时)。
衷心祝愿葛老师和师母健康长寿！
葛老师在厦门大学和有关方面为他举办的庆祝他90华诞的大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