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想不到，全球范围内正在销售和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每两台中就有一台的“芯”来自中国内地，出自英特尔在成都市西30公里处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的芯片封装测试厂。
沿成都经都江堰至九寨沟的旅游通道西行，至成灌高速公路入口处，西北侧便是成都的高新区西部园区。在公路上眺望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镶嵌着英特尔蓝色徽标的白色厂房，占地600亩。英特尔从2003年宣布在成都兴建封装测试厂至今，已累计在此投资6亿美元，两座封装测试工厂相继于2004年和2005年投产，产品现已占公司全球总产量的60%，其中微处理器占50%。至今年3月26日，成都厂已累计发送4.8亿颗芯片组和微处理器芯片。按规划，成都厂今年下半年还将成为英特尔全球三大晶圆预处理厂之一，未来将是全球封装测试来料的重要供应基地。
回顾成都封装测试中心的成长，英特尔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叙表示，这是英特尔“与中国产业共同成长”战略的体现，也是看中了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中国广大内地市场未来崛起的潜力。“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成长空间的市场，” 杨叙说，“而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在内陆。”
中国政府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随着发展不断加快，中西部地区已形成包括西北的“兰州—西宁—银川”、 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西南的“南宁—柳州”、华中以武汉为中心辐射“长沙-株洲-湘潭”以及华西的“成都-重庆”（简称：成渝）等经济圈。而这其中，作为西南腹地、同时是连接西南、西北和华中三大区域之枢纽的成渝地区，则成为中外投资者首先关注的成长热点。成渝经济区所属的大四川人口密集，既有工业基础，又农业人口众多，在内陆省份中很有典型意义，因此也被中央政府授权进行城乡统筹改革试点，其发展不仅值得关注，且未来还可能对其他区域形成放射性的推动效应。
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国际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受德国联邦政府经济部委托，于今年2月份发布的题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外国企业的机会》的报告，对中国西部省份和13个最重要的城市进行了投资吸引力的综合评估后得出结论：目前西部领先的3个“明星”省市为重庆、陕西和四川，而目前中国西部地区最具投资价值的重点城市是成都、西安-咸阳和昆明。其中成都发展历史较长，“几乎是西部发展得最好的城市”，报告的主编、罗兰·贝格驻香港高级项目经理杰妮弗·维尔逊（Jennifer Wilson）表示。

外来投资的热点
来过成都的人，很多都会生出“不想走”的冲动。这里是川菜的发祥地，数不尽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这里的生活方式历来悠闲，喝茶、摆龙门阵、看戏、打麻将，是普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乐趣。这里山清水秀，九寨沟、都江堰、青城山等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均开车一小时可及。这里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发源地，从先秦的青铜器时代起，产生了多少中华历史典故和人物：从大禹治水到三国鼎立，还有北宋词人和书法家苏轼、苏辙兄弟及其引领的蜀学先驱……这里还有豪华程度可媲美香港的现代化购物中心，走在春熙路等核心商圈，纽约、巴黎街头常见的世界顶级奢侈品牌也大多尽收眼底。
不过真正吸引众多外资企业前来投资的，更是成都作为西南重镇的工业基础和市场潜力。罗兰·贝格的报告对已经和准备在中国西部投资的外资企业进行调查后指出，影响外资投资决策的三大要素依次是：市场吸引力、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劳动力素质及供应水平。
英特尔把握市场机会的方法是紧跟中国的国家开发战略。英特尔1985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后，第一波大规模投资是响应中国政府发展沿海经济特区的战略，于1996年在上海浦东外高桥建立了在华的第一个芯片测试和封装厂。到2001年考虑兴建第二个封装厂时，则“正赶上中国政府推进西部开发的政策”，杨叙说。于是，英特尔决定落户西部。
西部大开发是标志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向内陆纵深推进的国策。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头20年的战略是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形成一条从南到北沿海岸线延伸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拉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了两番，占世界份额从1977年的0.7%上升到2009年的7.3%。然而由于发展基础及条件的差异，以及国家政策倾斜等综合原因，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速度的差距也逐步扩大。
这促使中共中央在1995年9月于北京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之后15年的发展重点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此后，西部大开发战略、2002年启动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及2004年实施的促进中部地区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创，使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需求更加突出。政府意识到：要想保持快速发展，就必须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由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模式，向内需、出口和投资协调拉动转型，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如此背景下，2009年至今，中国政府接连批准了包括福建海峡西岸、关中-天水、（珠海）横琴、辽宁沿海、东北图门江等区域发展规划，以及黄河三角洲、甘肃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在内的13个区域发展规划。加之此前获批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汉长株潭“新特区”、天津滨海新区等规划，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
随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英特尔在中国的业务布局也愈加清晰。2007年，英特尔响应振兴东北计划，宣布投资25亿美元在大连兴建亚洲第一座300毫米晶圆厂，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这也是中国迄今最大的单笔外商投资。去年，英特尔关闭了上海浦东的封装测试厂，将产能和约200名愿意搬迁的员工并入成都。至此，英特尔在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布局：东有上海的研发基地和创新中心，西有成都的世界级芯片封装测试中心，北有位于大连辐射亚洲的晶圆厂。
国策之外，基础设施及运营成本等因素也是外商判断西部市场吸引力的关键因素。这些恰恰是丹麦航运巨头AP穆勒-马士基集团（A.P. Moller Maersk）旗下的物流企业丹马士（Damco）整合中国区业务、在成都建立全球范围内最大办事机构的初衷。丹马士去年11月才入驻的新办公地点，在成都市区以南约13公里处的天府软件园D区，所在的5层建筑中，丹马士和并址办公的马士基全球服务中心占了3层，总办公面积1万平方米。两机构计划聘用当地员工共1,400名，其中丹马士的名额约1,000人，现已聘有850人。
丹马士北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史可升（Steffen Schiottz-Christensen）表示，公司搬迁成都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集中客服业务，以单一客服团队来为每个客户提供统一标准的服务；二是提高成本效率，更快走出金融危机后物流市场滑坡的阴影。他表示，成都作为中国西南的交通枢纽，陆空运输的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但同时商业运营成本却低于东部的发达城市。史可升透露，仅用人成本一项，将业务中心移至成都就可比在上海节省开支30%-35%，且成都办公地点的房租也仅有上海或北京同类水平的1/4-1/5。
对于英特尔和丹马士等前来成都投资的外商来说，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人才供应。这方面，成都地区作为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中心城市，积蓄了不少国防、电子和制造工业的基础和科研能力。四川境内共有高校92所，成都市有大专院校40余所，其中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还是老牌的全国重点院校。“能获得知识水平和技能较高、又有进取心的劳动力资源，对我们在成都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艾得恩（Bruce Aitken）说。
英特尔和丹马士都因大规模入驻成都而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除了国家和地方政策优惠以外，两家公司都对成都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效率及友善态度印象深刻。“很多关键的决策都是一天之内就做出了，我知道有些成都市的高级官员甚至通宵达旦地研究我们的申请，”丹马士的史可升说。英特尔的艾得恩也认为，全球500强外资企业中已有139家入驻成都，恐怕也跟这种友好环境不无关系。

城乡变革的希望
在成都以东约60公里的金堂县竹篙镇，冯昌龄算得上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典型。这位看起来身高也就一米五出头、说起话来有如竹筒倒豆子的31岁女子出生于四川东北部达县的一个贫困农村，结婚后随丈夫落户竹篙。她很能干，1999年到东莞厚街一家鞋厂打工，一年零3个月就升任课长，管理全厂3000名员工中的2000人。2004年返乡创业至今，已独立拥有两家书店和与他人合伙经营的一家美容院和一家服装店，去年总收入达15万元。她的书店除销售书籍和文具用品以外，还经营电脑及其延伸产品，已成为竹篙镇及周围8个乡镇范围内的批发商。
人数超过2亿的农民工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四川省是农民工输出大省，金堂县因每年有高达18万农民外出务工，号称四川“打工第一县”。而人口只有5万出头的竹篙镇，则因最高纪录时有超过2.2万人在外打工，一度被称为“中国打工第一镇”。
然而随着长时间在外务工的农民开始思乡返乡，同时西部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高，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东部地区就业机会收缩，农民工返乡也在近几年逐渐形成趋势。据竹篙镇劳动保障所的统计，该镇从2005年起，外出务工的人数就开始明显递减，目前已维持在1.5万人左右，比1990至1997年间的峰值水平少了约8,000人。
冯昌龄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才在2004年10月随着丈夫返乡的。“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太多了……我想我怎么也得带好自己的娃娃，”她说。夫妻俩先回成都创业，后又在2006年回到竹篙，用手里仅剩的2000元钱，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1万元，开起“竹篙镇创新书店”。随着生意不断做大，她又在去年考取了房地产经纪人和保险代理人资格。今年她又开始尝试大规模的魔芋种植，准备成功后向家乡推广。
说到成功创业，话未出口笑声先到的冯昌龄认为自己还应该感谢政策机遇。按照当地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她经营的所有店面只需缴纳房租，其他的费用一概全免。她还可以获得最多2万元的无息贷款，如果是经营工厂的，还可以获得5万元以内、期限3至5年的无息贷款。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共中央的2008年经济工作会议将农民工返乡就业问题列为重点，并在2009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60亿元。地方政府也通过提供技能培训、搭建平台和提供税收、信贷支持等扶持措施，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或就业。例如竹篙镇政府集资兴建的回乡创业园内，现已聚集由返乡民工创建的制衣、制鞋企业15家，就业人数过千。而创业园中由成都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的创业集中商贸市场，则计划为回乡创业者提供商铺门面237个，住房174套，能容纳146个摊位的商用大棚综合市场一个，计划解决600多个就业岗位。
在成渝经济区，以新希望集团为代表的民营农牧业企业尝试发展合作经营，也增加了农民工返乡务农的吸引力。新希望将四川的生猪产业链基地设在了成都以南约150公里的乐山市，2008年10月与乐山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新希望乐山农牧有限公司发展合作养殖农户，向合作农户提供从种猪、饲料到兽药、疫苗的全程服务和监管，实现从种猪到屠宰和加工的产业链经营。
新希望乐山农牧公司以两种模式合作经营：一是由农户代养，行情不好时，由公司按成活率向农户支付定额劳务费，行情好时，公司与农户六、四开分成；二是请资金实力强的农户加盟规模养殖，由公司按保值价回收生猪。两种模式中，农户均须最低养猪150头，且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将猪粪还林、还田，做到种养循环，既保证规模效应，又降低环境污染。
新希望的做法使贫困地区的农户尤其受益，今年43岁的方学俊就是其中之一。方学俊所在的井研县天云乡华阳村地处丘陵层叠之间，海拔约680米，没有任何公共交通。村民手里的可耕地只够生产自己的口粮，其他收入大多靠卖桉树获得，4年一茬，可谓靠天难致富。方学俊的家离水泥盘山路还有一二里地，沙石路面早已不堪农用机车的碾轧，雨过天晴了，深深的车辙仍汪着红泥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半个小时才到。不难理解他为何去山东做过建筑工人、回乡做过小生意，也可以想象，儿子在成都读大专会给他带来经济压力。这也是他愿意加入新希望产业链的原因。
今年春节前，方学俊为新希望代养的第一批150头猪出栏，他赚了1.58万元。如今生猪收购价跌破每斤5元，他若不是新希望产业链的成员，手里的第二批猪每头就要赔100元。但因为合作养殖，他现在每头总能收回50元的劳务费。
市场不景气时出资给养殖农户保底，表面上“我们做的是亏本生意”，新希望乐山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永忠表示。但他强调，长远看，形成产业化的农村合作经营，将为新希望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打下基础。
28年前从经营饲料开始的新希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农业企业，业务覆盖肉、蛋、奶3条产业链，涉及饲养、饲料、兽药、屠宰、加工等环节，2009年合并报表收入人民币480亿元。董事长刘永好曾公开表示，新希望未来要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以农牧产业链为基础，从原种、饲料、养殖到屠宰和终端销售一体化经营，为消费者提供放心的食品。
冯昌龄和方学俊的案例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涉及了现代商业经营理念：一个是展开多乡镇联营，一个是从农牧集团化经营中受益。这在成渝经济圈获得中央政府授权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背景下，似乎预示着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趋势。或者说，让更多的冯昌龄和方学俊致富，是首先在成渝地区进行的城乡统筹一体化改革的最终目标。
成都大都市带大郊区，很典型地体现了当今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成都市政府试点改革时，希望通过在经济规划和管理、产业布局和互动、市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6个方面推进一体化，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这其中除了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尽量向农村倾斜外，最引起中外关注的还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确定和登记在册农民对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并对农民颁发产权证书，同时设置市县乡三级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允许产权按规则流转。另外还设立耕地保护基金，确保耕地总量不减，粮食产能不降。从2003年成都自行试点改革开始至今，已发放耕保基金14.6亿元，惠及农户140.2万。
城乡之间差别缩小，无疑将进一步增加当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这一点，竹篙镇的房价似已显示端倪。镇中心的住宅楼2008年时还只有768元一平方米，如今已涨到1728元一平米。“前几天一个新楼盘开盘，总共24套房子，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光了，”房地产经纪人冯昌龄感叹，“买主都是本地人，全是提着现金来的！”

持续发展的课题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会辐射到周边地带。这是成渝经济圈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地政府经济规划的一大重点。中共四川省委2007年12月27日至29日在成都召开的九届四次全会所提出的发展定位是：“把四川省建设成为辐射西部、面向全国、融入世界的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具体的规划是以省会成都为轴心，打造“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即：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西部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金融中心；重要战略资源开发基地、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科技创新产业化基地、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其中解决“蜀道难”问题是先决条件。
根据四川省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四川将逐步建成18条铁路、21条高速公路、两条水运航道，民用机场实现直接通航国内城市85个、国际城市及地区36个，形成东南西北加水陆空的全方位通衢。这些布局将为省会成都提供“走向世界的桥梁，”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合作处处长曾明友说。他表示，未来成都将在西北部通过兰州打通与欧洲贸易的通道，东南方向通过贵州和广西加强与东南亚的合作，西南经西藏走向印度和南亚大陆，东向则水陆两栖继续参与东部沿海的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大都市。
事实上，区域间的联系与互动，也是中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浪潮有别于以往的最显著特点之一。“这些规划中有不少是跨区域的，就是说不再单纯依赖行政区来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秀山表示。譬如，成渝就是跨了两个行政区——一个省会、一个直辖市；海峡经济区虽然主要在福建，但其辐射范围还包括了浙江和广东的一部分；而华中的武汉、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也是跨两个省份共同推出，作为同一个规划获批。“这对于强化经济联系、弱化行政主导会提供有益的推动，”陈秀山说。
陈秀山认为，中央政府去年以来批准的13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还有另外两大特点：一是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特区的思路，不再单纯地以国家提供税收和投资等优惠政策，而变成了赋予地方政府制度上创新的改革试验先行权；二是已获批的区域经济规划均是自下而上制定，遂从功能定位、产业选择和发展方向等方面，更加符合当地的实情，譬如说内蒙古呼包鄂地区的发展会发挥当地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南宁-柳州经济圈则因拥有北部湾而更加强调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作用等。
目前来评价中国最新一波区域经济发展的效果恐怕还为时尚早，但从去年中国各省市的GDP增速排名看，以往沿海地区发展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慢的趋势已彻底改变：内蒙古以16.9%连续第八年排名第一，天津借开发滨海新区而以16.5%列第二。而增速第二梯队中，重庆14.9%、四川14.5%、广西14%,湖南、陕西13.6%、吉林13.5%，湖北13.2%、辽宁13.1%，均远超全国的8.7%。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西部落后于东部的局面已然扭转。罗兰·贝格报告中的数据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还未实现预期的目标，西部省份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69%和28%，但GDP、外国直接投资、国外企业数量和出口总额却只占全国的19%、14%、6%和4%，未来仍有巨大的可发展空间。
另外，专家们认为中西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后续的深层次问题值得关注，其中首先是后续发展势头靠什么支撑才可持续的问题。“中西部发展一方面处在接受东部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一方面处在自己的改革探索当中，”陈秀山说，“能不能超越东部，找出新的、可持续的、低碳的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另外就是如何在密集的规划中避免雷同，以及如何抑制攀比心所致的区域规划泛滥等，他表示。
而从吸引外国投资的角度看，世界银行集团旗下旨在促进发展中成员国可持续性项目的全球性投资和咨询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认为，中国西部地区经过近10年的快速发展，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吸引外资的软件方面还与东部地区有着很大差距，且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是“超出常规思维的”，IFC在对《彭博商业周刊》采访的书面答复中表示。
中国在IFC的投资组合中名列第四，从1985年至今年第一季度末，IFC在中国持有的投资和安排融资总额为45亿美元，覆盖180个项目，主要涉及气候友好﹑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等领域。该机构表示，中国西部地区未来要想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则还要在人才供应和降低地方保护主义这两方面寻求进一步改进。
IFC指出，由于中国西部地区高质量的管理和经营人才供应不足，使得许多跨国企业不得不从东部地区甚至海外引进管理者，“这提高了运营成本，也增加了留住人才的难度，”IFC在书面回复中表示。而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则始终是外资企业向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外资企业中，有关于在与本地企业出现纠纷时不能获得公平对待的抱怨，”IFC指出。
然而抛开潜在的问题和风险，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驶入快车道，将为中国后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源，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早已获得包括IFC在内国际投资机构的日益重视。以IFC为例，该机构将四川、重庆、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新疆和云南这11个省市划定为中国的西部前沿地区，将参与这些地区的开发作为其在华业务的长期战略重点，并已在这些地方累计投资了26个项目，总额度5.33亿美元。2006年至今，IFC在上述西部地区的投资总额达到2.38亿美元，几乎是1996-2000年总投入的两倍。此外，IFC还从2001年起，为中西部地区的私营企业提供包括引资、企业管理、投资环境评估及能源效率等范畴的咨询服务。截至去年底，已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了11个这样的咨询项目。
而德国政府旗下旨在扶持私营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DEG），1985进入中国以来，也已累计在中国的85家公司中投资了6.3亿欧元。而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DEG在四川、广西、云南、陕西、江西、武汉、河南、陕西等地投资了20多个项目，其中在四川的项目是为中小企业设立了一个投资资金，参与和扶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还在发展，”DEG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约亨·斯坦巴克（Jochen Steinbuch）说，“外商（来中西部投资）的兴趣正在增强。”
这无疑将有助于催生中西部地区更多的经济发展热点，例如罗兰·贝格报告中列为第二梯队的北部湾和呼包鄂经济圈。“可以相信，”报告主编维尔逊说，“明天的北部湾和呼包鄂，就是今天的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