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4）
一份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命令在沈阳停车，并邀请科瓦廖夫一起去参观市容。沈阳所有大的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毛泽东的画像几乎看不到，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
回到火车站，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工人和高岗、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品送给斯大林祝贺他七十岁生日。这节车现在就挂在毛泽东车厢的后面。毛泽东听后指示说：“把这节车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俩说，我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1949年1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访问苏联。
毛泽东接过那份报告，当时并没说什么。隔了几日，他把汪东兴叫去，对汪东兴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
高岗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科瓦廖夫的报告，但是，高岗确实向科瓦廖夫泄露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情况。1949年5月间，刘少奇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到天津视察，批评了城市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刘少奇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上有“左”倾错误。高岗对此极为反感，他让秘书收集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并整理成一份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国不采取苏联模式，其实质是对抗苏联；刘少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材料还说，在我们党的上层领导人中总是潜伏着这个帝国主义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科瓦廖夫曾经阅读过这份材料。
高岗还向科瓦廖夫谈起共产国际解散时，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说，中国共产党早就能够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相结合的实例。高岗告诉科瓦廖夫，这个决定如此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是已经表明，中共中央早就对共产国际不满吗？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意味着什么呢？不是意味着对斯大林同志不满吗？高岗特意告诉科瓦廖夫，苏军情报组一负责人在延安工作时，就注意到，凡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大多在整风时受到批判，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共中央排斥“莫斯科派”。
师哲将斯大林给的“绝密文件”翻译出来，送给毛泽东，说：“这是一份暗地告我们状的小报告。”
毛泽东看了文件，笑着说：“这真是挑拨离间!不过斯大林能把这样的材料给我们看，说明他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说明他不仅警惕性很高，不轻易中人家的离间计，也说明他虽然对我们有些怀疑，但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信任的，诚恳的，愿意友好合作的。”
毛泽东尊重斯大林，就在斯大林送给他“秘密文件”、表示歉意之后，他对师哲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928年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基本理论搞不大清，争论不休。斯大林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些，对指导当时中国的革命，都起了重要作用。”
饶漱石深夜求见毛泽东
1952年元旦前后，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在华东局领导运动期间，饶漱石害了眼病。他的眼睛本来就出奇的大，这一病，红得吓人。医生检查的结果，是眼神经持续呈痉挛状态。
出于关心，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向中央去电建议饶漱石应该离职休养。仅仅12个小时之后，毛泽东亲自以中央名义来电，同意饶漱石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代理，由谭震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并要粟裕陪同饶漱石来北京。
中央的来电，让饶漱石起了疑心：让粟裕陪我进京，分明有点武装押送的味道嘛……
到北京后，饶漱石住进了北京医院。
就在饶漱石到京后第三天，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中央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开展“三反”和“五反”工作。这下，他的怀疑加深了。于是，他闹着要出院，最后医院拗不过他，同意他出院休养。他被临时安排在颐和园内的一所院子里住下来。
很快，饶漱石又听到消息：彭真不去上海了，中央改派薄一波去。
对饶漱石触动和刺激最大的，是这天秘书向他报告的毛泽东关于华东局干部任职的两份批示和电报。毛泽东在批示中同意陈毅的建议，上海市工作由陈丕显负责实际工作。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病假期间由谭震林代理书记。并将此意见发电给陈毅和华东局及上海市委。
此时，饶漱石断定，是陈毅在背后整他。中央听信了陈毅的“小报告”，对他不信任了。
这天晚上，饶漱石没有吃饭。他加服了安眠药，早早就睡下了，可怎么也无法入睡，他伸手打铃，叫来秘书，要求秘书和中央办公厅联系，他要立即见毛主席。秘书看了看手表，已是夜半三时，便委婉地劝他说：“半夜三更，不知毛主席休息了没有，是否等明天再谈……”
饶漱石大声说：“毛主席的工作习惯我知道，他夜间工作，白天休息。”
秘书又小心翼翼地提醒说：“半夜三更求见……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饶漱石眼睛一瞪，说：“用你啰嗦？快去联系！”
不大一会儿，秘书进来，对他说：“联系过了，田家英秘书接的电话。他问是否有紧急情况，如无，能否等到明天再说？”
饶漱石大叫起来：“告诉他，当然有急事！不能等！”
这段时间，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不困，让他来嘛。”
“漱石同志，眼睛好些了吗？”毛泽东一见到饶漱石，立即走向相迎，热情地询问。
“感谢主席关心，有所好转了。”饶漱石眨眨眼睛说。
“眼疾可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说。
“眼疾嘛，倒在其次……”饶漱石欲言又止。
毛泽东抽出两支烟，递给饶漱石一支，自己点燃一支，笑眯眯地问：“夜半出动，军情似火。哪里来的军情啊？”
饶漱石勉强笑笑，说：“睡不着，心里有话，憋得慌，想找主席谈谈心。”
“好哇。你来京这么久，我也没顾上去看你。你来得正好，我也正想找你谈谈哩。”毛泽东爽快地说。
饶漱石说：“主席派王医生去看我，我很受感动。”饶漱石猛吸两口，即把香烟掐灭，便滔滔不绝地从自己入党开始讲起来为。毛泽东偶尔插话。
绕了个大弯子，饶漱石最终回到落脚点上：“主席，我在华东工作，十几年了。王明路线，我不沾边。在新四军，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我是不同意的，和他有斗争。解放战争中，华东有几仗没有打好，解放区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领导人之间，比如我和陈毅同志，也有些疙疙瘩瘩的事。我工作中有缺点错误，这我承认。但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
饶漱石说完，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候答复。毛泽东呷了口茶，笑笑说：“漱石啊，谁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了？你说出来，我找他辩论去！”
“主席真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惊喜地问。
“没有嘛……怎么,你希望人家说你犯了路线错误吗?”毛泽东幽默地反问一句。
“既然我没有犯了路线错误,”饶漱石气呼呼地说,“为什么要用粟裕同车陪同的方式调我进京?像是押解。又为什么我前脚走,后脚就任命了取代我的新的书记?是不是华东那边有人打我的主意?主席,我想不通!”
“让粟裕陪同,是让你有个照应,纯綷是为你好嘛。”毛泽东解释说,“如果这个做法
给你以《苏三起解》的感觉的话,责任在我.是我这么安排的,我这里向你道歉。”
饶漱石赶紧做了个劝阻的动作，说：“不，不，我不要主席道歉，我只是一吐为快。”
毛泽东又对他做一些解释。这时，毛泽东已经明了饶漱石深夜求见的用意，就正色说：“我向你重申，中央是信任你的，这点你不必多心。如果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
饶漱石听到这里，顿时高兴起来：“感谢主席和中央对我的关心。主席是高明的医生……我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做，既来之，则安之，安心治疗，争取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这就好嘛。”
饶漱石看看手表，已经同毛泽东谈了三个小时。窗外天色已明，他赶紧辞出。
饶漱石走后，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漱石此人，过于敏感。”
从这次谈话后，饶漱石即放心地转入了长期休养。
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了
第二天，斯大林病逝了。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得流下了眼泪。几天后，他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后，在返回的路上，他神情抑郁，默默无言。车行到长安街快到中南海时，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了，想尽快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车上除了司机，只有秘书叶子龙。司机当然不便插话，叶子龙闻言，回头望望毛泽东，感到毛泽东像是自言自语，并没有同自己谈论此事的意思，也就没有搭腔。毛泽东言罢便又陷入沉思，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从斯大林的去世中受到了启发和触动。斯大林身兼数职，是苏共的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还是大元帅、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工作的紧张劳累可想而知。他突患脑溢血，不能不说与此无关。而凭他74岁的年龄，也确实去世得太早了些。毛泽东对于夜以继日的工作，早就习惯了。他所不情愿的，是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在迎来送往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活动上。国家主席，在他看来纯粹是个礼仪性的职务。他想卸掉这个职务，腾出时间、精力多看点书，多研究点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不，身上那么多头衔，还不把人累死了！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一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一旦不在了，对党，对国家，对社会，震动太大。他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已经预见到苏联下一步政权的交接班会出现麻烦。因为除了斯大林，现在领导班子中谁成熟呢？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接班人问题，斯大林抓晚了。毛泽东决心从中汲取教训。
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显然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七大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日常工作。毛泽东设想，在一线工作的，也就是书记处的同志，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这样可以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树立威信。就接班人选而言，毛泽东还是钟情于刘少奇。
如果按照党、政府、人大这三驾马车的设计：党，毫无疑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即使毛泽东退居二线，也必然保留党主席的位置。政府，周恩来本来就是政务院总理，即使实行部长会议制，部长会议主席也非他莫属。只有人大是新产生的，该由谁来干呢？看来只有刘少奇了。
不是还有国家主席一职吗？毛泽东不想当了，谁来填补这一空缺呢？
另外，如果设立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谁来出任也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以当时党内的位置排列和呼声，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之外，就是高岗了。朱德年事已高，另当别论。高岗是不甘心居刘少奇、周恩来之下的。他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有右倾思想，不该成为党内的一二号人物，不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周恩来事务主义严重，缺乏雄图大略，也不是理想的政府首脑人选。他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下狠心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只要刘、周一倒，他就可以一跃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可以成为党的一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接着，高岗就开始了打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系列活动。
高岗拱陶铸“放炮”
周恩来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高岗紧随其后。
全国财政会议召开预备会议。
还在5月6日，毛泽东就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对这次财经会议做了指示。
就在会议临召开前的一周，毛泽东又专门写信给杨尚昆，要求将关于新税制的几个文件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各同志。
此次会议由高岗主持，他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经济建设问题；二是财政问题；三是资产阶级问题。
周恩来就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发表讲话后，预备会议即告结束，进入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
会后第二天，来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陶铸，如约来到东交民巷８号高岗的家中赴宴。
此时的陶铸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广西省委代理书记。
陶铸是高岗的老战友，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后又同在东北战斗过。黄埔军校出身的陶铸，1940年后,由新四军进入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陶铸和高岗都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受命赴东北的。到东北后，高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任政委；陶铸任辽西军区政委，邓华任司令员。一年半后，高岗提升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成了陶铸的上级。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分开，东北军区由高岗领导，下辖13个军区，高岗就更是陶铸的直接首长了。
陶铸来京开会，高岗早就有意和他谈一谈。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叫住了陶铸：“老陶呀，你这次来，我得还愿呀。”
陶铸一时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不觉一愣。
高岗提醒说：“忘了？在沈阳时，一次打猎，我打赌输了，欠你一顿饭。”
“啊！对，对。”陶铸一下子想起来了，那还是东北刚刚解放，他任沈阳市委书记时，一次陪高岗打猎，天上飞过一只鸟，高岗举枪就射，结果没有打中。他在旁边努了努嘴，说声“可惜”。高岗的枪法本来不错，这下不满意了，打赌说如陶铸能打下飞鸟来，他高岗请客。当又一只鸟飞来时，陶铸拔出枪来，只听“叭”的一声，那只鸟一头栽落下来。高岗连连说：“我请客，我请客。”可是，战争年代戎马倥偬，未等高岗诺言兑现，陶铸就南下了。 陶 铸
“怎么样啊？”高岗笑眯眯地盯着陶铸。
陶铸笑答：“那我就当仁不让，讨还酒债喽。”
高岗说：“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上六点半，到我家里。”
陶铸准时来到了高岗家里，被引进会客室，秘书说：“高主席请您稍候，他一会儿就来。”
陶铸见茶几上放着一份材料，便随手拿起来溜了一眼，《几种有代表性的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字样便映入眼帘。他感到好奇，便翻看起来。
这份材料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对山西省委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的批评，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抄成“档案”的形式作为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来批判。
陶铸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就看出材料虽未点名，但指的是刘少奇。他摇摇头，把材料重新放到了茶几上。这时，高岗进来了。
饭桌上，几杯酒下肚，高岗和陶铸都打开了话匣子……
当陶铸说到“眼下，最让我头痛的，是那里（广西）的干部、群众普遍文化程度低，工业基础相当落后……”时，高岗就摆摆手说：“不对，不对。根据我的体会，关键是干得顺手。我在东北就没有觉得难，为什么？因为干得顺手。可是到了北京就不行了。要说工作的难度，在天子脚下工作难度才大呢。其他地方的难度，就小巫见大巫喽。”
陶铸点点头：“京官难当嘛。历朝历代都如此。”
高岗说：“我这个京官是感到难当。原因，我想过了，是因为两条：第一，我高某人不甘平庸，想为党为国为民干点事。这，你应当了解。”
陶铸点头。
“第二嘛……唉！”高岗长叹一声，“我这个副主席夹在中间，左顾右盼，弄得不好，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陶铸有点不以为然：“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嘛，谁对就听谁的嘛……当然，毛主席英明伟大，总是正确的。”
高岗又摇着头说：“你这是书生气。党内的事情复杂得很，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乘着酒兴，高岗紧盯着陶铸问：“你对新税制有什么看法？”
当陶铸说了“新税制是个右的东西，是错误的东西”时，高岗高兴地点着头：“你的看法很对。毛主席批得很厉害。新税制是薄一波的杰作，主要是他搞的。当然，他背后有大人物支持，我不说你也知道……”
高岗接着又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我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怎么样，老陶，你来带个头，放头炮！”
陶铸没有吭声。高岗举杯道：“老陶啊，为全国财经会议的胜利召开，为你老陶高质量的头一炮发言，干杯！”没等陶铸表态，高岗自己就率先喝了个底朝天。
陶铸没有干，他说：“别的酒能干，这杯酒不能干。不是我陶铸胆小怕事，实在是我没有资格按你说的打头炮。我地处一隅，消息闭塞……”
“老陶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你什么时候变得世故起来啦？”
陶铸哈哈大笑……
(注： 欢迎广大网友提供意见，若有意见不便公开说，也可与我联系。联系信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