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5）
中央财经会议风波
会议一开始是平和、正常的。到了7月13日，薄一波做了第一次检讨之后，会议的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高岗和饶漱石看到时机已到，四处鼓动大家向薄一波“放炮”、“开火”。
高岗和饶漱石在发言中，抓住几件事向薄一波猛攻。
一件是“东北一党员的信”。这封信揭露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信的署名为“东北一党员”。这封信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泽东。薄一波在转这封信时，给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和他过不去，故意给他抹黑。
第二件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８号高炉发生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也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嫉妒东北的工作，专挑东北的毛病。
高岗声色俱厉地批评说：“同志们批评一波同志，说财政部是独立王国，财大气粗，对地方不尊重。那么，一波对中央意见就尊重吗？还是照样不尊重！岂止是不尊重，简直就是作对！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绝不只是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
薄一波感到越来越不对头，因为高岗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比如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讲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他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薄一波本想反驳，但还是忍住了。
高岗发言后，有不少人随声附和。
薄一波的检讨通不过。
会议要求薄一波做第三次检讨时，薄一波的火气终于爆发了，他坚决地拒绝了。
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说：“恩来，我理解你，你确有难处。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此时，陈云和邓小平正因病在外地休养。
陈云到会后说，大家批评新税制是有道理的，但税收减少是有多方原因的，更不存在两条路线。邓小平说，大家批评错误，揭露缺点，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陈云和邓小平讲话后，会议气氛很快起了变化。
高岗和饶漱石尽管心中不满，但此时已无力回天，只好停止进攻，暂时罢休。
一直沉默的薄一波便直言不讳地说：“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有些批评意见还弄不明白。”
薄一波话音刚落，高岗霍地站起来，指着薄一波大声说：“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打断了高岗：“高岗同志，你的态度就好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
毛泽东沉下脸来：“你不要为自己辩护！”
“我……”高岗还想争辩。
“你要干什么？”毛泽东厉声斥道。
高岗此时满脸涨红，不情愿地坐下来。
毛泽东不再理会高岗，转而对大家说：“恩来同志的结论，就这么定了。”
饶漱石与高岗“并肩战斗”
在新税制的风波中，高岗在政治上捞了一把。接着是政务院的改组。根据这些迹象，高岗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不信任了，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惟一助手，准备将来做领袖。高岗打起了如意算盘。
于是他主动出击了。他找来饶漱石，谈话中谈到刘少奇提出的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高岗说：“最近毛主席对刘少奇同志不大满意，有过两次比较严厉的批评，主席对我又这样信任，要我多管点事。可是你知道，书记处是刘少奇负责的，我如果管多了，少奇会怎么想，别的同志会怎么看，我真怕造成误会啊。”
高岗知道饶漱石和刘少奇关系密切，就进一步试探：“和少奇共事，我感到一时还不太适应。你和他共事时间长了，你又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请你介绍一下他的一些特点，我好努力适应他，和他搞好配合。”
饶漱石一下听出高岗的意思是在摸他的底。他已经看出高岗的权力在扩大，地位在上升，决心靠拢他，就附和说：“少奇同志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的确表现得有些右倾，像对过渡时期的指导思想问题；跑到天津那一番讲话，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得越多越好……”他又说，“外界都认为我是刘少奇培养起来的，这不符合实际嘛。培养是党培养嘛，怎么成了个人行为？”
高岗听着听着，心里一阵高兴，赞同地说：“饶部长，你说得很对。我们两个完全一致。”
为了权力，两个野心家一下靠拢了。高岗利用一切机会飞短流长，散布自己的反刘观点。高岗不仅散布言论，而且擅自将整理出来的刘少奇的“右倾”材料在高级干部中散发。他对饶漱石说：“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搞部长会议，让我来搞政治局。”又说什么“毛主席把我当作左右臂，依靠我去做经济工作。我离开了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
谨小慎微的饶漱石认为高岗取代刘少奇已成定局，忘却刘少奇对他的知遇之恩，下定决心与高岗“并肩战斗”。
刘少奇当时分管中组部，饶漱石认为政治大势对高岗有利，刘少奇失势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现在不仅应该跟刘少奇保持距离，还要拉开与刘少奇的距离，并付之行动。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安子文顶住了饶漱石的压力，没有落井下石。因此会议还没有结束，饶漱石就在组织系统开辟第二战场，在中组部部长会议上，指责安子文犯了一系列错误，进而由批判安子文变为讨伐刘少奇。此时高饶进入“蜜月”阶段，凡是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全盘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部，饶漱石一概排斥，并公开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为核心。”
饶漱石了解到安子文曾到刘少奇那里反映过情况，更是暴跳如雷，说安子文“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并以中组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由，安排重新开会，逼安子文作检讨，特别是就安子文起草“政治局名单”问题，煽动中组部干部批斗安子文，说这是党内斗争的教训。
饶漱石对安子文的围攻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达到顶点。饶漱石还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把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在处理我与安子文的关系上，少奇同志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刘少奇对自己爱护有加的部下的一系列反常行为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是两人之间出现了误解，因而采取了宽宏大量的高姿态，对于中组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这等于给饶漱石一个体面的下台机会，但饶漱石仍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
对此，毛泽东对饶漱石说：“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你什么都对？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饶漱石看到毛泽东动怒了，才老实一点。
1953年秋天，毛泽东生病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打电话给正在外地的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立即吩咐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刻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起来。”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高岗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副总理。
高岗按照他的“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的逻辑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找了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高岗对林彪讨好地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说：“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临行时，叶群告诉高岗：“林彪同志说，说什么也不能让刘少奇一伙执政。如果他们一伙执政，他死也不能瞑目。”高岗听了很受鼓舞。
陈毅与饶漱石的恩恩怨怨
陈 毅 饶漱石
在新四军时，陈毅和饶漱石是对老搭档。
饶漱石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回国的。回国后分到皖南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负责地方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领导之下。那时的饶漱石，默默无闻。
相比之下，陈毅的资历和名气当然大得多。新四军一组建，编为四个支队，陈毅是第一支队司令员。后来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达前，陈毅代理总指挥之职，政委是刘少奇。
饶漱石的发迹，始于“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时，饶漱石和叶挺军长一起指挥突围。由于饶漱石平时对刘少奇很尊重，反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受到刘少奇的赏识。突围中，毛泽东接受了正在华中指挥战事的刘少奇建议，当即电令饶漱石负责新四军军部的一切政治行动。
但饶漱石在党内的职务却高于陈毅。当年５月，党中央决定将东南局和华中局合并，由刘少奇、饶漱石、陈毅、曾山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1942年1月，中央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七大。在刘少奇建议下，饶漱石就代理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这样，陈毅和饶漱石就正式开始搭班子。５月，饶漱石率领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工作期间，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由陈毅代理。
陈毅和饶漱石的才能、资历、工作方式及为人大不相同。对这两位代理书记的比较、议论就在华中开始了。干部们称赞陈毅的多，话传到饶漱石的耳朵里，心胸狭窄的饶漱石既嫉妒，又有压力。尤其是中央在９月份发来的一个通知，提出抗日根据地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究竟谁担任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就忐忑不安了。
为了挤走陈毅，饶漱石利用当时党内整风正在深入的机会，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
黄花塘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饶漱石抓住陈毅历史上曾将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选掉，平时心直口快、说话随便的毛病，将与陈毅工作中的一些分歧无限上纲，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趁陈毅作整风自我批评的机会，抛出了陈毅有“十大错误”的材料。材料说：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二，陈毅一贯对抗中央；第三，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对于饶漱石的这种打击陷害，陈毅理直气壮地逐一批驳。他气愤地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黠大痴，小隙沉舟。你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
会后，饶漱石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一千五百字的电报。电报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健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帮助我们。”饶漱石又鼓动一些干部联名给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也向中央发去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着重检讨了自己说话随便等错误和缺点，并要求去延安学习。
1943年3月初，陈毅带着满腹委屈到达延安，见到阔别十年之久的老战友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感到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他不知毛泽东对他是什么态度，心中不免惴惴不安。因此，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没有推心置腹。毛泽东对他这种公事公办的谈话态度很不满意，生气地说：“你这个陈毅，我们十年不见面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可是当陈毅想把“黄花塘事件”的满腹委屈向毛泽东倾诉时，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说三天三夜。至于与小姚（即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不提。”
毛泽东露出笑容：“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抗战胜利后，中央慎重地考虑了陈毅的工作。当时对派往东北主持军事工作的人选有两个：陈毅和林彪。中央考虑华中更需要陈毅，便由毛泽东找陈毅谈话。
陈毅考虑到与饶漱石的关系，不大情愿：“回华中去工作恐怕没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宽慰他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时就起作用！”
陈毅爽快地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这就回华中，请中央放心。”
中央决定：饶漱石为书记及政委，陈毅为军长及副书记。
这样，离别华中一年半之后，陈毅又回到了新四军，继续和饶漱石共事。直到全国解放，坐镇华东。
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要说了解饶漱石，莫过于陈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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