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十年代
三、“告别革命”与当下中国现状
黄平：我们知道在“80年代”之后，您和李泽厚先生合著《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提出了“告别革命”这个影响广泛的论断。尽管国内有大量介绍，但由于该书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您能否详尽介绍一下这个观点？
刘再复：北京三联的老社长范用先生（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家、出版家）读了《告别革命》之后，写信到海外给我，说读了此书，才明白许多人只读了书皮。意思是说，许多人被书名吓住了，不知道书中的内容。其实很温和。我和李泽厚先生的确是温和的“改良派”，说话只对历史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并不可怕。
我们这本书讨论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所以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人都比较关心。书的开篇就说明，我们说的“革命”，是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政权的暴烈行动，不是指广义的社会改革。我们声明，我们并不否认以往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也不否认革命可以带来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优良副产品。我们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作唯一的“圣物”（把“改良”看成是死胡同），也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成是“历史必由之路”。简单地说，我们只是告别以暴力革命为出路的历史宿命论。
这部长篇对话录涉及面很广，不仅讨论暴力革命本身，还讨论由革命这一历史主题派生出来的相关的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文学等领域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政治学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将永远存在，那么，解决这种基本矛盾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好还是用“阶级调和”的方式好呢？我们认为，应当告别阶级斗争方式，尤其是极端性的阶级斗争方式即暴力革命方式，而应当采取阶级调和即对话、协商、妥协、改良等方式比较好。“要改良，不要革命”，是全书的基调。
在哲学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原典只讲历史唯物论，并无“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论派生出来的所谓“斗争哲学”是错误的。我个人把李先生的这一思想又作引伸，归纳出世上流行三种政治哲学，即“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你活我亦活”的和谐哲学；以及“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学。《告别革命》支持和确认的是和谐哲学。李泽厚先生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是正义，中国政治哲学的理想是和谐。
在历史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论点即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皆是阶级斗争历史的论点，是不对的。我们认为，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改善生产工具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受“宣言”第一论点影响，我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著作，特别是近代史研究著作常出现比较大的偏颇，例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把我国近代史描述成三大暴力革命（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的单线历史，悬搁否定另一条线索即建构现代文明的历史。针对这种片面性，《告别革命》对近代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
在历史学层面上，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中提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重大观点。这一命题认为，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历史主义讲“发展”，伦理主义讲“善”，历史的前进总是要付出伦理的代价。不可能不付出，只能争取把付出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掌握这对矛盾的对比“度”。掌握好“度”，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人类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把握的生存本体、历史本体问题。我在二00五年于日本爱知大学的演讲中，还特别补充说，中国有一个“尙文”、“尙和”的历史大传统，还有一个农民起义、暴力造反的历史小传统。《告别革命》倡导的是大传统，告别的是小传统。
在文化学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很了不起，其基本精神并未过时，现在中国缺乏的仍然是科学与民主。儒家原典是伟大的思想存在，“五四”攻击“孔家店”是攻击孔子的伪形，虽然“矫枉过正”，但有益于我们排除强加给孔子的一些变形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肯定个体价值的文化，功劳很大，但在接受中有偏颇，例如只注重接受法国卢梭的“平等”文化，忽略了英国洛克的“自由”文化。对平等的阐释又片面地强调“经济平等”乌托邦，而这种乌托邦必然导致革命。（平等只能是人格平等与心灵平等，不可能是经济平等）
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现在在西方仍然相当时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乃是一种“造反”思潮，其致命伤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只有破坏性思维，没有建设性思维。“现代主义”有创造实绩，“后现代主义”却只有理念而无创造实绩。
最后，《告别革命》还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评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历史唯物论是对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指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认定人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等，此一观点没有过时，所以历史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要“发展经济”。然后才逐步解决“言论自由”、“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李先生提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四循序”，就是这个意思。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告别革命》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策略理论是值得商榷的，其策略理论要义就是主张为了抵达理想社会必须采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策略。
黄平：“告别革命”的看法也招致了诸多争议，您在此可否做一回应？
刘再复：《告别革命》的确招致许多批评，香港《明报》发过一篇评论，题为<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我们的回应是：我们本来就不想讨好任何一边。《告别革命》的立场是非常理性也是非常中性的立场。“价值中立”其实是终极价值关怀，即只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终极利益负责，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动机与个人动机。刚刚说过《告别革命》讨论的是二十世纪的历史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政界的基本思路，这是极为严肃的根本问题，因此，我和李先生都希望大家能冷静理性地进入问题，讨论问题。那种情绪化的指责、谩骂和扣帽子无济于事，说我们只是鼓吹“吃饭哲学”，说我们是为了“讨好政府”，说我们是“历史虚无主义”，都离真理太远。我和李先生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了一篇<对“告别革命”不能掉以轻心>，认为我们是否定“革命党”和武装斗争的合法性，其实我们早已说明，我们不否认以往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能老是停滞在“造反有理”的武装革命思路上。胡绳在《百年潮》创刊号上发表谈话，说许多问题非用革命手段难以解决，例如生态破坏问题，捨社会主义革命手段就难以解决，其实这也未必。2000年我到英国，仔细看看伦敦看看泰晤士河，就看到伦敦已非“雾都”，泰晤士河已不浑浊。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解决生态破坏问题，不一定要动刀动枪。曾是朋友的邢贲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告别革命》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简单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本就多元，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思路不同，我们是不是可以吸收各元论述中的一些好的思想，择善而从。不要一提起伯恩斯坦、考茨基，就“谈虎色变”。这不也是一种“党八股”吗？
黄平：近20年了，当下的中国现状，和您“告别革命”时候的预想是否一致？进一步说，“80年代”与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化，有怎样的关联？
刘再复：我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能说理念，无法作现状分析，因为我毕竟在大洋彼岸，对现状的了解只是皮毛，所以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精确判断。此时我只能说，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情况与《告别革命》所预言的“历史悲剧性前行”相符，也就是说，一方面确实在大踏步前行，一方面也付出巨大的伦理代价。一方面是孙中山梦（给袁世凯让出总统位置后提出“建国方略”，方略中的铁路海港梦）的实现，一方面是孔夫子梦的破粹（不患贫穷只患不均的公平梦）。中国社会现状充满矛盾，令人眼花缭乱。总的说来，我支持李泽厚先生所采取的“谨慎乐观”态度。我还要回答你：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其动力有两个，一是从五十年到七十年代的实践教训；二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因此，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既与八十年代有关，也与六、七十年代有关。
黄平：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请您再拟一个类似“告别革命”的短语来概括当下的中国，您觉得哪一句最合适？
刘再复：用一句短语概括丰富复杂的中国，容易“本质化”即简单化。但你既然提出问题，我就说：对于当下中国，我的总印象是“硬件闪光，软件褪色”，我借此祝福祖国“软硬兼优”。谢谢你的访问，谢谢你提出这些很好的问题促进我的思考。
二0一0年七月卅一日
美国科罗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