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十年代
三、“告别革命”与当下中国现状
黄平:我们知道在“80年代”之后,您和李泽厚先生合著《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提出了“告别革命”这个影响广泛的论断。尽管国内有大量介绍,但由于该书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您能否详尽介绍一下这个观点?
刘再复:北京三联的老社长范用先生(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家、出版家)读了《告别革命》之后,写信到海外给我,说读了此书,才明白许多人只读了书皮。意思是说,许多人被书名吓住了,不知道书中的内容。其实很温和。我和李泽厚先生的确是温和的“改良派”,说话只对历史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并不可怕。
我们这本书讨论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所以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人都比较关心。书的开篇就说明,我们说的“革命”,是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政权的暴烈行动,不是指广义的社会改革。我们声明,我们并不否认以往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也不否认革命可以带来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优良副产品。我们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作唯一的“圣物”(把“改良”看成是死胡同),也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成是“历史必由之路”。简单地说,我们只是告别以暴力革命为出路的历史宿命论。
这部长篇对话录涉及面很广,不仅讨论暴力革命本身,还讨论由革命这一历史主题派生出来的相关的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文学等领域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政治学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将永远存在,那么,解决这种基本矛盾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好还是用“阶级调和”的方式好呢?我们认为,应当告别阶级斗争方式,尤其是极端性的阶级斗争方式即暴力革命方式,而应当采取阶级调和即对话、协商、妥协、改良等方式比较好。“要改良,不要革命”,是全书的基调。
在哲学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原典只讲历史唯物论,并无“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论派生出来的所谓“斗争哲学”是错误的。我个人把李先生的这一思想又作引伸,归纳出世上流行三种政治哲学,即“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你活我亦活”的和谐哲学;以及“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学。《告别革命》支持和确认的是和谐哲学。李泽厚先生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是正义,中国政治哲学的理想是和谐。
在历史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论点即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皆是阶级斗争历史的论点,是不对的。我们认为,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改善生产工具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受“宣言”第一论点影响,我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著作,特别是近代史研究著作常出现比较大的偏颇,例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把我国近代史描述成三大暴力革命(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的单线历史,悬搁否定另一条线索即建构现代文明的历史。针对这种片面性,《告别革命》对近代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
在历史学层面上,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中提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重大观点。这一命题认为,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历史主义讲“发展”,伦理主义讲“善”,历史的前进总是要付出伦理的代价。不可能不付出,只能争取把付出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掌握这对矛盾的对比“度”。掌握好“度”,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人类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把握的生存本体、历史本体问题。我在二00五年于日本爱知大学的演讲中,还特别补充说,中国有一个“尙文”、“尙和”的历史大传统,还有一个农民起义、暴力造反的历史小传统。《告别革命》倡导的是大传统,告别的是小传统。
在文化学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很了不起,其基本精神并未过时,现在中国缺乏的仍然是科学与民主。儒家原典是伟大的思想存在,“五四”攻击“孔家店”是攻击孔子的伪形,虽然“矫枉过正”,但有益于我们排除强加给孔子的一些变形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肯定个体价值的文化,功劳很大,但在接受中有偏颇,例如只注重接受法国卢梭的“平等”文化,忽略了英国洛克的“自由”文化。对平等的阐释又片面地强调“经济平等”乌托邦,而这种乌托邦必然导致革命。(平等只能是人格平等与心灵平等,不可能是经济平等)
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告别革命》认为,现在在西方仍然相当时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乃是一种“造反”思潮,其致命伤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只有破坏性思维,没有建设性思维。“现代主义”有创造实绩,“后现代主义”却只有理念而无创造实绩。
最后,《告别革命》还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评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历史唯物论是对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指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认定人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等,此一观点没有过时,所以历史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要“发展经济”。然后才逐步解决“言论自由”、“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李先生提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四循序”,就是这个意思。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告别革命》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策略理论是值得商榷的,其策略理论要义就是主张为了抵达理想社会必须采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策略。
黄平:“告别革命”的看法也招致了诸多争议,您在此可否做一回应?
刘再复:《告别革命》的确招致许多批评,香港《明报》发过一篇评论,题为<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我们的回应是:我们本来就不想讨好任何一边。《告别革命》的立场是非常理性也是非常中性的立场。“价值中立”其实是终极价值关怀,即只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终极利益负责,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动机与个人动机。刚刚说过《告别革命》讨论的是二十世纪的历史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政界的基本思路,这是极为严肃的根本问题,因此,我和李先生都希望大家能冷静理性地进入问题,讨论问题。那种情绪化的指责、谩骂和扣帽子无济于事,说我们只是鼓吹“吃饭哲学”,说我们是为了“讨好政府”,说我们是“历史虚无主义”,都离真理太远。我和李先生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了一篇<对“告别革命”不能掉以轻心>,认为我们是否定“革命党”和武装斗争的合法性,其实我们早已说明,我们不否认以往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能老是停滞在“造反有理”的武装革命思路上。胡绳在《百年潮》创刊号上发表谈话,说许多问题非用革命手段难以解决,例如生态破坏问题,捨社会主义革命手段就难以解决,其实这也未必。2000年我到英国,仔细看看伦敦看看泰晤士河,就看到伦敦已非“雾都”,泰晤士河已不浑浊。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解决生态破坏问题,不一定要动刀动枪。曾是朋友的邢贲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告别革命》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简单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本就多元,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思路不同,我们是不是可以吸收各元论述中的一些好的思想,择善而从。不要一提起伯恩斯坦、考茨基,就“谈虎色变”。这不也是一种“党八股”吗?
黄平:近20年了,当下的中国现状,和您“告别革命”时候的预想是否一致?进一步说,“80年代”与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化,有怎样的关联?
刘再复:我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能说理念,无法作现状分析,因为我毕竟在大洋彼岸,对现状的了解只是皮毛,所以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精确判断。此时我只能说,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情况与《告别革命》所预言的“历史悲剧性前行”相符,也就是说,一方面确实在大踏步前行,一方面也付出巨大的伦理代价。一方面是孙中山梦(给袁世凯让出总统位置后提出“建国方略”,方略中的铁路海港梦)的实现,一方面是孔夫子梦的破粹(不患贫穷只患不均的公平梦)。中国社会现状充满矛盾,令人眼花缭乱。总的说来,我支持李泽厚先生所采取的“谨慎乐观”态度。我还要回答你: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其动力有两个,一是从五十年到七十年代的实践教训;二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因此,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既与八十年代有关,也与六、七十年代有关。
黄平: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请您再拟一个类似“告别革命”的短语来概括当下的中国,您觉得哪一句最合适?
刘再复:用一句短语概括丰富复杂的中国,容易“本质化”即简单化。但你既然提出问题,我就说:对于当下中国,我的总印象是“硬件闪光,软件褪色”,我借此祝福祖国“软硬兼优”。谢谢你的访问,谢谢你提出这些很好的问题促进我的思考。
二0一0年七月卅一日
美国科罗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