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浪花的记者节。

     这也是即将告别一个职业走向另一个崭新职业的先兆。

     那些年，社会大环境好，记者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职业，虽然没有“文革”前和期间据说毛主席老人家曾经在内部发出过“记者就是县委书记”最高指示时的崇高，但走到哪里还是笑脸相迎，真诚相送。那时，虽然没有权威感，但却不乏激情和成就感。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记者一夜之间好像多了许多----真的少，假的多。媒体重灾区山西在最高峰时小煤窑和假记者一起泛滥成灾，据说太原街头掌鞋的师傅也是记者，而遍布城乡的公路收费站似乎比私开矿主还要清楚----因为连拉猪车都挂着“新闻采访车”的铜牌！

     根据经济学最普通的原理，多了就不值钱，记者也一样。于是，主管部门痛下决心严加整顿，记者证换了两茬子，抓了不少敲诈勒索之辈。但是，直到“封口费”和“兰成长”成了流行关键词，人们才真正认识到假记者之害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辛酸不易。

     这两年，高潮过去进入低潮，记者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词语，至少不再在某一时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对于辛苦挣扎的传媒从业者来说是福是祸恐怕身在其中者也无法仔细品味。

     因此，2010年的记者节注定寡淡无味，引不起任何波澜激不起任何浪花。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作为中人的我过的最后一个“自己的节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