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小小的血液正在牵动人们的神经。
据公开报道：2010年，全国主要省会城市大多相继出现采血困难情况，昆明更是出现十年来最严重“血荒”。北京近期采血量也大降，血库库存仅为正常值一半，这是北京首次在献血旺季的9、10月出现用血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全国省会城市之一——沈阳的血液工作却在这场大面积事件中安然无恙。连日来，《时代商报》记者走上街头，走入医院，走进血站，走近医务工作者，了解到许多与“血荒”迥然不同的人和事，却发现，这项鲜红事业的背后不仅仅只有真情和辛劳，更有着尴尬和无奈。
现场：沈阳没有为血而“慌”
按照沈阳市血液工作相关规定，每周五全市各采血点停采一天，但现实情况却是，与血液有关的爱心传递并未因这一天的到来而暂停。
２０１０年11月5日（周五），《时代商报》记者一早便来到沈阳中心血站中街献血屋。一位女士正在献血屋门外徘徊。
记者：“您是第一次献血吗？您为什么过来献血的呢？”
女士：“不是，我每年都来献血，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二回了。来献血就是因为想献一份爱心。”
记者：“您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感觉怎么样？献了多少血？”
女士：“挺害怕的感觉针管挺粗的。献了400毫升的血。”
记者发现，虽然这天全市不采血，但前往中街献血屋献血的人还是很多，他们中的很多人告诉记者，他们虽然知道沈阳市内的几个无偿献血地点，但是并不知道每周五全市采血点是停采的，“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和媒体应该更加细致地加大宣传力度。”
在现场，记者采访到了一位特殊的献血者。这是一位冬泳俱乐部成员，１１月５日正好是她55岁生日。“因为沈阳市规定献血者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55岁以下，所以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献血了，但是没办法，只能永远地留下这个遗憾了。”该女士告诉记者，她无偿献血已经10年，共计献血2万多毫升。
在太原街献血屋记者看到，室内所有地面和器具都干净整洁；三四个人正在献血，另外两个人在认真的填写表格，准备去检查身体；屋内4名工作人员一直在忙碌——抽血并解答初次献血者提出的问题。
接近１１月６日中午，记者又赶到沈阳中心血站中街献血站，这里，两名工作人员在门口站立迎接献血者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１２点左右，一位手拿饭菜的工作人员从外面回来，记者得知，由于献血者上午需要上班的原因，每天中午恰恰是献血屋比较忙的时候，所以采血工作人员每天午休只能轮流吃饭，有的工作人员要下午2点才能吃上饭。
此时，中街献血屋里来了一位“特殊”的献血者，一名看上去只有五六岁的女童好奇地跟在她身后，寸步不离。
记者：“孩子这么小不是来献血的吧？”
工作人员：“不是，孩子都是陪同大人来献血的，一段时间以来，带着孩子来献血的大人特别多。”
记者：“您为什么带着孩子来献血呢？”
女士：“我就是想献上一份爱心，让我的孩子也接受一下教育，给我的孩子做一下榜样。”
女童：“妈妈说，等长大了我也献血，这样就能救其他的小朋友，多好哇，然后他们长大了也献，再救更多的小朋友。”
下午1时30左右，记者离开了中街献血屋，热情的工作人员还送给记者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生命因有你而不再凋谢”。
综观如此情况，就连许多业内人士都不无羡慕地表示，与众多同类城市相比，沈阳的无偿献血工作开展得很好。
然而，面对为数不在少数的城市出现“血荒”，社会各界的观点则一时难以统一，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央视的分析：出现这些情况的主因是民众信任危机。显然，这种“信任危机”的最初暴发点在各个临床用血机构——医院。
医院：面对压力，艰守底线
“用血的费用是不是有些高了？”这是眼下用血患者及其家属们最常见、最集中的抱怨。
在沈阳市妇婴医院，《时代商报》了解到，如患者输入一个单位（２００毫升）的临床上比较常用的红细胞悬液，需要支付４４５元，其中包括２３０元的医院从血站购血费用、１５元的贮存费和２００元的用血互助金，这还没有算上３５元的“交叉配血费”（血液相融性检测）。而这一价格放之于沈阳地区则是相对较低的，据了解，沈阳市妇婴医院无论用血者输多少血只收取一次“交叉配血费”的做法在其他个别医疗机构也有例外，有的医院则是配几次收几次。
“社会上和网络上说我们医疗机构用血漫天要价，甚至还说有的医院平时竟用临床用血浇花，真是没办法。”沈阳市妇婴医院输血科负责人、检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辽宁省检验分科学会常委丛桂敏向《时代商报》表示，目前关于用血收费的责问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医疗机构。
‘事实上，医院给患者输血是赔钱的。”丛桂敏介绍说，上述４００多元的血费中，２３０元的血钱是交给血站的，２００元的用血互助金是规财政代收的，医院都是“过路财神”，最终成为医院收入的只有１５元的贮存费和３５元的交叉配血费，而按规定，贮存费只能收取一个单位的，也就是说，在贮存费问题上，即使患者输１万块钱的血，医院也只能另加１５元。
“而用于贮存血液的４台专用冰箱总价就超过８万元，虽然是通过政府采购形式下拨的，但２４小时运行的电费和日常维护的费用则全部由医院承担。”丛桂敏说，更重要的是，血液是有保质期的：红细胞悬液，３０天；其他不同的血桨，１—５年，“血液一经出（血）站，不允行回送，过期报废并按医疗垃圾处理，医院承担报废血费用。而且，所有的输血资料都要求保存１０年，临床随病志的资料随病志一起保存３０年。作为监督手段，沈阳市卫生局对用血合理性和安全性的检测每年至少２次，全部是随机抽取输血病志。所以说，勉强保本甚至是赔钱在所难免，但是各医疗机构血液管理工作的严密程度和劳动强度却并不比病房工作低。”
即使如此，沈阳绝大多数医疗机构还是在坚守少赔钱或保本的输血“底线”，可资佐证的是，作为临床保障部门，在各医院，１９９８年实行无偿献血后，血库和血液检测科室的人员奖金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
不为人知的付出总是无助于人们消除故有认知。“献血无偿，用血却为啥有偿？”采访过程中，许多用血的患者都对现行的血液消费制度表示不解，即使他们在认识上存在不小的误区。
血站：咽下误解，应对矛盾
“患者在医院支付的血费并不是血液的价格。”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时代商报》记者独家获准进入沈阳中心血站内部，就整个血液处理流程进行近距离采访。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即便是我国南方出现“血荒”以后，也没有任何一家辽沈地区媒体的记者获此“殊荣”。
在沈阳中心血站，有长度均在５０米左右、整整两三层楼的巨大空间里，联排摆放着数十台大型仪器，每天，由工作人员采回的血液就在这里开始它们的奇妙和救命之旅。
《时代商报》记者看到，一袋袋血液被悬挂在大型机器上，滤除白细胞等“不安全成分”。随后，这些血液被分别送上离心机等精密仪器，分离成血浆、红细胞、血小板等成分……据沈阳中心血站业务科主任于云岩介绍，沈阳中心血站的工作流程包括血液采集、成份制备、滤除白细胞、病毒灭活、血液检验和贮存，每一滴血在出库前，都要经过两组设备、两组试剂和两组人员多达近２０项的检验和检测；而且，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时，除病毒抗原、抗体等常规检测外，沈阳市又增加了一项病毒的核酸检测，按规定，该检测在奥运会后可以取消，但沈阳中心血站却没有，而其他一些当年的涉奥城市则已纷纷取消。
采访中，对于五六十万元一台的离心机、每台价格都在１５０万元左右的十余台自动化血液检验设备、300多万元的血型分析仪，以及每天消耗量巨大、成本59元的一次性血袋，于云岩均未主动介绍，但是，对于社会上类似“献血无偿，用血却为啥有偿”的疑问却进行了详细说明：
“爱心无价，富有爱心的人们无偿献来的血液也是无价的，血站并非在做着无本万利的昧心生意，患者支付的血费全部都是在一台台昂贵的仪器上，由一位位工作人员一点点生成的劳动价值，跟半滴血都没有关系，完全是‘干净的’、经得起推敲的。”
采访中，《时代商报》还了解到两个细节：其一，外界以为血站靠卖血足以自给自足，实则不然，对于沈阳中心血站而言，每年所需的全部运行经费中，除国家划拨的大部分外，其他一小部分居然还需要他们去自行想办法解决，却就是不能打血液的主意；其二，很多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里都备有酸奶、面包或饼干，遇到忙时，这些则是他们简单的午餐。
“多年来，沈阳中心血站的库存血量始终稳定在可供沈阳临床用血机构使用一周的水平，也就是说，即使一周之内血站采不到一滴血液，外面医院的用血也没问题。”于云岩认为，这得益于沈阳市每年７万—９万人次的无偿献血者以及其中为数过半的固定无偿献血者的供献。但是，介绍这些情况时，于云岩的面部表情中也流过一丝不安。
沈阳中心血站统计的一份最新材料显示：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沈阳无偿献血者户口所在地、身份和职业的分布情况是，外地3896人、本地4718人、科研14人、新闻7人、金融30人、部队78人、卫生105人、机关126人、企业26人、餐饮机构258人、学校2688人……（由于沈阳中心血站统计软件的原因，上述部分分项有交叉，即一名无偿献血的学生有可能是外地户口，但被分别两次计入“学生”和“外地”分项中，不过，被统计到的无偿献血总人数准确为8651人）
为此，于云岩没有正面回应国内其他地方关于“学生和农民工已成献血主力军”的说法，只是说：“学生占了１／４，大专院校比较多，公务员比较少。”采访中，说到此处，于云岩只是微笑，没有其他表情。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市内由于交通和地点的限制，沈阳中心血站的７辆流动采血车绝大部分只能往农村和外地跑，而在市内人流密集、寸土寸金的地段设立固定爱心献血屋又十分困难，目前沈阳只在中街、北行和太原街设有３处固定爱心献血屋。”有业内人士这样对比，在城市规模与沈阳相仿的河南洛阳，固定采血屋有１３个；而在交通压力不比沈阳小的上海，街头流动采血车的数量是１６辆。
对于沈阳血液工作顶住压力与矛盾默默前行，另外一部分人也很有发言权。
献血义工：孤独而充实的追随者
乌晓明，女，53周岁，沈阳中心血站常年义工。
“早在１９９８年《献血法》公布之前还是有偿献血的时候我就开始无偿献血，那个时候是三个月献一次。”乌晓明说，十年多以来，她共献血37次，总计两万多毫升，“在沈阳，比我多的有得是，有人甚至献了五六十次。”
虽然沈阳是无偿献血的先进城市，多年来，无偿献血可100%保障临床用血，但乌晓明还是感觉有些“孤独”。
“我的感觉是，身边的人包括部分医务人员，对于献血的事情都是挺‘可怜’的，就是说好多人不懂，然后就害怕。有时我去动员我的同学献血，可他们却说‘哎呀，可不能去献血啊，伤身体’这个那个的。包括学中医的一些人都不止一次劝我‘可千万不能去献血啊，伤元气’。” 直率的乌晓明认为，其实很多人是在不懂装懂人云亦云。
“几年前，公交车候车站和媒体上还时不时可以看到关于宣传无偿献血的公益广告，而现在即使是跑遍沈阳城、搜遍所有电视频道，又能看到多少呢？”乌晓明说，“既然‘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可以朗朗上口，那么，只要用心宣传，‘献血光荣’怎么就不能深入人心呢？。”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乌晓明获得了“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在她义务任总编辑的一份沈阳中心血站内部刊物——《志愿者之声》上，乌晓明写道：我愿意以切身的体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无偿献血事业。
退休血液工作者：“利益”让我们失去宣传动力
肖轩木（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女，５５岁，退休前曾任某省级三甲医院血液科主任的她认为，无偿献血相关宣传不到位有着深层次原因。
“在国外，你要是没献过血，人家都不愿意和你在一个桌上吃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许多发达国家人的意识里，身体健康的人大多都会去献血，谁没献过血，八成是健康有问题。”肖轩木用她的亲身经历向《时代商报》传达信息：在国外，无偿献血已是很自然的事。
有过出国考察经历的肖轩木表示，在国外，医务人员会主动向患者及其家人宣传无偿献血知识，而且还积极主动地参与无偿献血，“而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医务人员献血，年轻人都不去，去的有很多都是年龄大的。”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动力？”据肖轩木透露，重要原因是一种已经失去却曾经拥有的“利益”。
事实上，１９９８年实行无偿献血之前，各医疗机构有采血权和制备权，一份血液可被分离成红细胞、血桨、血小板等多份血液制品，因此医院在采、制、售血上是赚钱的，那时候，医院与血有关的部门和科室几乎是全院奖金最高的，医务人员当然愿意也确实十分积极地从事献血宣传；然而１９９８年之后，医院不但失去了采血权而且还要承受输血只能保本甚至是赔钱的局面，随之而来的则是，作为曾经的献血宣传的主力军——各医疗机构越来越淡出了这项吃力不讨好工作。
“不过，无论如何，无偿献血的大环境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肖轩木说，只是相关知识的深入人心尚需时日。
科谱：一滴血里的大学问
除本文上述涉及过的“用血费用高”和“献血人群分布”等问题，《时代商报》经过调查还发现，目前社会上在无偿献血和有偿用血领域的疑问还集中以下三个方面： 一、献血有害、上瘾？ 答案显然是否定。公开资料表明，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献血和血液制备已经实现无菌化操作，可以保证献血者和用血者的卫生安全；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献血有利于促进骨髓造血机能的新陈代谢，有益人体；再者，由来已久的“献血上瘾”的说法也没有科学依据，长期临床观察发现，固定献血者由于骨髓造血机能长期受到激发，体内造血机能好于不献血者，但人体机能是可以随外界情况变化而调节的，即使不再献血，机体造血机能自动调节回原有状态后，曾经的长期献血者也不会有病理性的不适感觉。 二、献血无偿用血有偿？ “这也是一种对现实法规和政策的误读。”沈阳中心血站的权威解释是：第一，用血者支付的费用产生于血液采集、分离、制备、检验、贮存和运输过程，包括人工、设备、试剂等费用，与血液本身无关；第二，现行的《沈阳市献血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凡在我市无偿献血２００毫升以上的公民，自献血之日起三个月后，五年内可免费享用其献血量５倍的血液或血液成份，五年后终生免费享用与其献血量等量的血液或血液成份。在我市无偿献血量累计超过８００毫升以上的，本人可终生无限量免费用血。在我市无偿献血公民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五年内免费享用与其献血量等量的血液或血液成份。 三、输血越新鲜越好？ 鉴于为数不少的人认为输越新鲜的血越好以及倾向于输全血好的观点，沈阳市妇婴医院输血科负责人、检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辽宁省检验分科学会常委丛桂敏表示，这是一个误区，科学实践证明：供输的血液，时间最少要在一周以上，不提倡输新鲜血，因为如霉毒螺旋体，血液离体一段时间后就自然“失活”，安全。而且，目前血液科学界提倡成份性输血，即缺什么补什么，如凝血机制差就补血桨，如失血多，则补充红细胞，不提倡一味输全血。
用血互助金：尴尬的激励机制
事实上，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即在用血者交纳的费用里，“用血互助金”几乎占到了全部费用的一半。
《沈阳市献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公民需要医疗用血时，医疗机构除按国家规定标准收取用于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外，同时按每百毫升收取１００元用血互助金。与全国其他收取用血互助金的城市相类似，此互助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全额纳入财政专户，由市级卫生、财政部门核定收支。但该办法同时也规定，献血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和其他不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在用血后，可依照相关程序退还用血互助金。
《时代商报》在部分医疗机构了解到的用血互助金收取执行情况是：在沈阳，向用血者收取用血互助金的范围集中在临床上比较常用的红细胞类血液制品，如红细胞悬液，标准是100元/100毫升，即在加入医院收取的贮存费用后，一个单位（200毫升）的红细胞悬液的价格是445元，其中，用血互助金为200元。
“实际上，这是一种鼓励无偿献血的激励机制，但多年来却给人形成了一种具有‘交换’意味的错觉，再加上一定时间段内确实加重了用血者的经济负担，有时甚至会招来烦感，事得其反。”沈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血液工作者认为，激励无偿献血应该更多地从纯洁教化和文明程度入手，而任何形式的附加条件再好，也会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众多无偿献血者都表示过，他们献血根本不是冲着今后免交用血互助金，而是献爱心，尽力量。”
《时代商报》了解到：一方面，考虑到种种因素，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几年前就已经停止收取用血互助金；另一方面，用血互助金在一些地方的收取标准也不尽相同，如沈阳１００元／１００毫升，而在大连则是３００元／１００毫升。
在我国，无偿献血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９８年以前，有偿献血与无偿献血并行；第二阶段是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４年，计划无偿献血与自愿无偿献血并行；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４年之后，全部过渡到自愿无偿献血。
在第一阶段内，“卖血”几乎成为很多人的集体记忆。彼时，无论是偏远农村还是繁华城市，均有相当一部分人为生活所迫频繁卖血，“许多蓬头垢面、衣衫老旧、胳膊上密布针眼的男男女女猛灌几大碗白水或啤酒后走向采血点，最后再掐着一打或薄或厚的票子转身离去”的场面，成为媒体报道中的标志性细节描写。２００５年，在一些辽西偏远山村，一对夫妻每年外出卖血两次，每次全省转一圈大概三四个月时间，一次下来能卖血三四千元钱，而这几乎是当时、当地一大家子人种一年地的收入。
正是因为注意到卖血行为本身潜藏着无比巨大的疾病传播风险，１９９８年国家颁布法律实行无偿献血，而为了过渡之需，到２００４年之前，这段被称为“第二阶段”的时间里采取的是计划无偿献血与自愿无偿献血并行的办法。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半强制意味的计划无偿献血十分‘流行’，几乎每两三个月，厂里就会下达一部分血献指标，最高时达到10%左右，后来越来越少，但最少时也在2%上下。”现年60岁的原沈阳轧钢总厂退休工人李凤斌回忆恰好与上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重合，彼时，上级给各企业的政策是，献血后，员工可以脱产休几天，同时，跟据所在企业效益的好坏，这部分员工还会得到一定的经济奖励，但大多数企业是以等值营养品的形式兑现，“但到90年代末20世纪初时，许多企业效益大不如前，工人基本上失去了献血积极性，但献血任务仍然是考核企业管理者的一个重要指标，与晋职称涨工资均有联系，于是‘血头’的生意好了起来，他们为企业到偏远农村找‘血源’，而企业则付出金钱，通常血头至少会扣下一半。”
正是这种半强制性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基本上保证了我国医疗用血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平稳过渡。“用血互助金正是国家为保证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平稳过渡而采取的一种政策激励手段，然而，时过境迁，经多年积累沉淀在财政专户上、数量惊人的用血互助金的管理、使用与安全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尴尬。”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沈阳市人民政府参事王广林说。
“我想肯定是随着发展会取消。”在沈阳中心血站业务科主任于云岩看来，随着血液行业的思维和政策随时代进化，以及公众无偿献血意识的日益提高，现在的很多问题在不远的未来将不再是问题，为血而“慌”的发生机率将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