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饶的赤贫

又一起践踏人伦的“黑工”事件，又一番推责诿过的丑陋表演，又一串“监管不力”和“深刻教训”，又一轮全体总动员式的查处解救……

可是，在媒体“发现”新疆托克逊县那个地狱般的工厂之前，在媒体报道引发愤怒的舆论热潮之前，这个公开役使智障工人的工厂，为何得以“安全生产”4年之久？在这段对于智障工人来说度日如年的漫长时间里，从四川到新疆的民政、公安、工商、司法等整套权力部门，究竟在干些什么？

时至今日，那些对智障工人的悲惨境遇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仍然会用“没有及时发现”、“监管措施不力”之类的托词，将自己的严重渎职，淡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但是他们无法推诿的，是他们对这些智障工人悲惨命运的无视和冷漠。据当地镇派出所副所长称：“派出所曾去佳尔思厂查看过，但厂老板说与四川省民政部门签署过用工合同，就没再过问。”对于这位所长而言，例行的行政行为，只需要例行的、可以交代的程序便告完成和尽职，而那些智障工人的实际境遇和命运，即使近在眼前，似乎也无法进入他的视线和内心。

实际上，如此的冷漠和“失明”，绝非当地派出所所长一人所独有。就在此次托克逊县智障工人事件曝光之后，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向黑工厂“派遣”智障工人的事实已经确凿无疑，但渠县民政局相关人员不仅没有任何自责和痛心，甚至仍然以该收养所“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在民政局登记注册过”之类的托词，试图淡化本单位在这一事件中的失察之责。

然而，早在2007年，发生在湖南耒阳的流浪汉工人被工厂主暴打致死案件中，曾令全和他的“乞丐收养所”，就作为涉案主角出现在当年的公开报道中。2007年4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曾以整版篇幅报道此事，曾令全的大名和他的恶行多次赫然出现。而就在那次的记者实地采访中，渠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的回答，与这次的回答如出一辙——该局没有“渠县乞丐收养所”的注册登记，他们也不认识曾令全这个人。

而且，就是这样一个恶名远播，唯独当地政府部门“不认识”的人物，却能在2008年被渠县工商联增补为执委，其当选的理由，竟是当地工商联负责人到其所经营的“乞丐收养所”考察后“非常感动”。

如此悖谬的事实背后究竟有何玄机，目前尚不得而知，而最可能的情况是，曾令全的“乞丐收养所”（另一个更动人的名称是“渠县残疾人自强队”）不仅“收容”了街头乞丐、净化了渠县县城的观瞻，而且创造了经济效益。而在当地官员眼中，这样的人物便足够令人“感动”。

在这些官员眼中，包括智障人员在内的流浪人员，不过是需要解决的包袱，他们的目标，无非为这些“废人”找一个愿意收留的去处，至于他们“被自强”之后的命运，并不在这些官员们的考虑之中，更不会在他们的情感中掀起哪怕一片涟漪。

不难想象，由这样一些官员组成的庞大机器，会在怎样有条不紊而又冷漠无情的状态下机械地运转。只对来自上级的压力高度敏感，却对系统外的信息迟钝冷漠，是这类冷漠系统的共同特征。因此，被媒体曝光前视若无睹，媒体曝光、高层震怒之后又高效动员、雷厉风行，便一点也不奇怪。

经济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毋庸置疑，将经济发展作为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也有其当下的合理性。但改变自身运转的机械冷漠，恢复对包括智障人士在内的弱势人群的同情和关怀，却是地方政府和官员必须补上的一课。因为失去人伦情感和人文关怀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社会的“道德荒漠化”，以践踏人伦底线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更可能让富饶的社会沦入道德的赤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