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在手机电视标准竞争中“虽胜却败”的“高争议”高科技公司，潜水两年后，以横空出世的计算芯片切入信息通讯世界的高端战场。
“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对周总的年龄感到好奇。”9月14日下午，来自央视的主持人陈伟鸿打趣的说。在会场里的一片轻笑声中，刚刚演讲完走下讲台的“周总”——北京新岸线计算机系统芯片公司总经理周文，看上去宛如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不知名的年轻天才，带着开创性乃至颠覆性的技术突然出现，向业界巨人发起挑战——这是IT世界的常见故事，也是这个行业的魅力之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的这一刻，令人激动的要素似乎已全然具备：几分钟前，周文作为新岸线公司的代表，发布了全球首款基于ARM框架的40纳米A9双核2.0G计算机芯片NuSmart 2816，“它的性能可以和英特尔的双核产品媲美，但功耗仅是英特尔同类芯片的1/5”。
同一天，新岸线和英国ARM公司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家酒店里同步发布了这款CPU。酒店外的马路对面，英特尔2010年秋季IDF信息技术峰会正在举行，执行副总裁浦大地(David Perlmutter)公布了新一代酷睿处理器Sandy Bridge的技术细节。
谁是新岸线
“没错，我们特意选择在英特尔IDF论坛召开的时间段，在英特尔会场的旁边发布我们的新产品。”两天后，周文在位于清华科技园的办公室里告诉《商务周刊》记者。这里是IT行业的聚集之地，从这间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Google中国的大幅Logo近在咫尺，微软中国和创新工场的办公地点就在几十米范围之内。
“我们的模式和创新工场有些类似，更确切地说是创新工场和我们比较像。”周文说，“但不同点之一是我们的人才大多是自己培养的，二是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这种模式了。”其实，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是，同为创始人，李开复是创新工场的台前聚光所在，而新岸线的灵魂人物此刻则隐身幕后。在钓鱼台的发布会上，他的名字“Professor Bao”，只是在前来捧场的ARM、微软和台积电等合作伙伴高管致辞中被提及。
“鲍东山教授一般不愿接受采访。他专注于技术，并不希望被打扰。”周文解释说，“其实我也希望能继续做技术，但目前我们需要一个人出来做产品发布和推广，大家就把我推出来了。”他介绍自己是个80后，“北航硕士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技术，有一段美国的工作经历，之前是新岸线芯片研发方面的负责人”。
在信息通讯业界，新岸线其实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NuSmart芯片“横空出世”之前，新岸线上一个知名项目是T-MMB，也就是2008年6月由国家五部委联合评审遴选出的中国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国家标准。但“国家标准”却没能成为日后的“事实标准”，现在国内事实上运行的是由广电总局支持的另一种技术方案CMMB。对于T-MMB在“部委之争”中成为牺牲品(参见2007年10月20日《商务周刊》文章《手机电视标准再遇部门强权》)，周文表示不便评论，“我只能说我们的T-MMB在技术上是很成功的，做出来的产品也是好的”。他介绍说，新岸线现在的业务布局包括通讯、计算、安全和视频搜索四块，T-MMB属于通讯业务，这次发布的NuSmart计算机芯片属于计算业务，此外还有“超高速无线局域网技术UHT”、“网络视频搜索”、“图像防伪技术”等几个已经投入研发几年的项目。
“新岸线的业务布局并不是盲目的，3—5年后把这些逐步成熟的业务整合起来，就是一个垂直整合的产业链。”周文对《商务周刊》深入解释说，“我们的策略是做一些国内甚至国际上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从3—5年的中期层面来判断技术的发展趋势，然后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往下走。”
回归“垂直一体化”的产业思维，是近来国际IT业界的一个重要动向，这次风潮由苹果公司引领，它的轨迹是从计算机、操作系统向芯片逐步扩展。而英特尔CEO保罗·欧德宁也在9月14日的IDF大会上，将高效能、连接性和安全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三大方向。“其实高效能就是计算能力，连接性就是通讯。”周文说，“但奇怪的是，中国的公司却不能提类似的思路。鲍教授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国内有些人就说：‘咦？这个人怎么什么都敢做！’”
事实上，两年前《商务周刊》曾就此问题询问过多名新岸线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说法就是新岸线的“选题”不仅是全球产业最顶端的，而且“新岸线是一个做研究的公司，是做‘系统’研究的公司，这在中国相当‘另类’”。作为董事长和“首席技术顾问”，鲍东山每天要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看文献，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有足够的知识积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了解别人的成果、进度以及遇到的困难，再将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综合在一块考虑，“新岸线的切入点，就是找到技术发展链条和产业发展链条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甚至是不可取代的一环，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
产业机会
2006年，IT业界发生了一件曾经轰动一时、现如今几乎已被遗忘的新闻，《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成立了公益组织OLPC(One Laptop per Child，每个孩子一台电脑)，试图说服业界设计出一款低至1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提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儿童使用。这个项目虽然因成本问题而无疾而终，但还是激起了有心人对低价位电脑的思索。这其中就包括鲍东山和他的新岸线。
“我们当时就和尼葛洛庞帝联系过，尝试能不能做一个低价格的芯片。”周文说，“同时鲍教授也感觉到应该会有一个基于嵌入式的方案，总有一天能够成长起来进入到计算机领域，这是一个潜在的产业机会。”
在逐渐清晰起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催生出了新的市场需求，人们需要的是更加自由便利的联网方式，因此终端产品就必须充分顾及到计算能力、体积和功耗的平衡。简单来说，就是计算机应该适当简化功能，并变得更便于携带和省电；而手机则需要提高计算能力并增强功能。
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变局中，计算机厂商和手机厂商由原来的平行发展变为交叉竞争，因此无论是计算机厂商推出的上网本，还是手机厂商推出的平板电脑，都是向对方领地所作的扩展。而无论是计算机还是手机，提供计算能力的芯片都是核心部件，自然也成为竞争的焦点区域。
按照周文的说法，“每一次产业变革，都会带来一些弯道超车的崛起机会，如果是‘太平盛世’，那么我们就没有机会”。但欲进入技术门槛极高的处理器领域，仅有想法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新岸线在2006年初步确定了这个技术方向之后，花了两年时间进行分析研究，又用了两年把芯片开发出来。
在计算机芯片和手机芯片这两个不同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法则。计算机芯片领域主流的x86技术架构，采用的是一种严格专利保护的、对外近乎封闭的一体化产业模式，英特尔和AMD在其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一大一小”市场划分格局。而手机芯片领域则相对开放，架构专利授权商、芯片设计商、芯片生产商之间分工合作。简而言之，一家新公司只需要先向架构专利授权商购买“芯片核”，在获得的基础电路上增加外围电路和功能模块，再将设计方案交给芯片生产商，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手机芯片。
“业界主要有ARM、MIPS和Tensilica等几种架构。”周文介绍了新岸线的架构选择过程，“我们首先找的是Tensilica公司，因为以前在研发T-MMB时就已经有过良好合作。但很遗憾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定位，谈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们仍然希望将自己的业务定位在嵌入式，不太希望往高性能走，我们就只能再去找MIPS和ARM。”但和MIPS的沟通也不成功，“他们的主要市场重点是在电视、机顶盒这样的视频处理领域”。
最终在2008年，新岸线找到了理念相近的架构合作者ARM。“ARM公司在2008年推出了A9芯片核，这款产品就是为了往高性能、通用计算上走，所以我们几乎是一拍即合。”周文说，当时ARM公司总裁都铎·布朗(Tudor Brown)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快就飞到中国来，双方在很短时间里就完成了谈判和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