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说实话被停职到底是谁“病”了？
羽戈
说了实话，为什么“言语失当”？这里面，有两种话语体系在作祟。
有些话，对一些人来说，可一分为二。其一是正话反说，譬如要表扬某位领导，却以批评的口气说：“局长同志，我必须对您提出严肃的批评，您太不注重休息了。”另一种则是反话正说，如交警所言“为领导服务”，这属于反话，不能说的，对外必须声称“为人民服务”。
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将“我只管领导安全”如实说出来。对一些官员而言，实话只适合在两个场合出口，一是酒桌，二是被窝。
在一些人看来，最忌讳的乃是在公共场所说实话。对一些人来说，他们说假话，纵然被公众抓住了把柄，真正能对他们兴师问罪的权力，却握在他们的上峰手中。只要他们遵循官场的潜规则，自然不会被“问责”。哪怕不幸被追责，当了替罪羊，过不了多久，换一个工作岗位，继续“造福一方”。若他们说了实话，如“我只管领导安全”，让如坐针毡的领导们作何感想？所谓“有些话不能说太细”，一旦你细说了，仕途就到头了。
回头说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此节目曾经风靡一世，最终为什么会倒掉呢？依主持人和晶女士的说法，这并非收视率的问题：“一个亲爹不要、后娘不疼的孩子，是孩子自己的错吗？”这亲爹与后娘，正对应两方权力。一方是公众，在他们看来，“实话实说”之所以停播，因为它们说的实话不够多。另一方是领导，在他们看来，“实话实说”必须停播，因为它们说的实话太多了。
实话太多，就是“言语失当”。什么叫“失当”，就是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却说了。梁交警被停职，不是因为他说了实话，而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对一个错误的人，说了一句错误的实话。假如他当时高呼“为人民服务”，却不付诸实际行动，那位曝光的司机，能奈其何？
梁交警们学习的榜样，乃是清朝的显宦曹振镛。据朱克敬《瞑庵二识》，曹振镛曾官居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赐画像入紫光阁，列次功臣之首，在其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请教为官的妙诀，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另有门生后辈担任御史，曹则告诫曰：“毋多言，毋豪意兴！”一言以蔽之，就是少说话。
今日颇有一些人得到了曹振镛的真传，所以我们观许多盛会，口号漫天，掌声雷动，却形同哑剧。你所听见的话，不外是“今天天气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