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路军

市场经济虽然天然倾向于自由买卖、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亦证明：缺少行政权力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干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或者说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活动，最后带来的将是不公平交易、不平等竞争和垄断经营。比如，离开了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力交易一定是不公平的，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社会地位的平等必定是没有保证的。

今天行政权力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力的干预制约，是对个别企业或个人违反政策法规，违背行政管理要求的行为进行干预，是对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秩序的行为进行约束。而不是对合理合法的经济权力使用进行干预，不是对正常秩序下企业与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约束。

由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滞后，我们的行政法律制度执行效力每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政府在一个特定时段强化行政管理、行政干预，事实上是对平时行政管理过于薄弱、法律法规落实不力的矫正。具体到价格干预，由于平时对违反价格法的行为较少认真追究，对商品违规囤积炒作亦很少严厉查处，致使游资炒作成为风气，通货膨胀现象严重。我国《价格法》明确规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现在因为法规执行过于松弛物价管理出了问题，强调从严执法正当其时。

这与彻底取消企业定价权，限制自由买卖商品，实行计划生产配给，改革走回头路，是两码事。即使美英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允许价格操纵，不允许只对经销者有利、建立在欺骗客户基础上的自由买卖，比如在美国，就不允许投资银行在其国内销售带有欺诈性质的复杂金融衍生产品。

价格自由波动作为引导生产和投资的市场机制，积极作用不应否定。问题在于：任何产品的生产和投资都是有一定周期的。短期的价格暴涨并不能有效引导供求，相反，它容易诱发囤积居奇、全民抢购与炒作现象。很短时间内商品价格的暴涨或过快变动，既不会给生产者带来多少好处，因为涨价的钱绝大部分流不到生产者手里；也不会给投资者带来好处，因为依照过度涨升的价格信号做出的扩大生产决策，往往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对部分商品实施价格干预，不是不允许价格波动，而是限制经营者定价的任意性，令价格变动回到正常理性的范围内。以07年下半年的大肉为例，14元一公斤便宜了，养猪成本太高，生产者没有积极性，涨到16元或18元，或者涨到20元一公斤总可以了吧。难道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价格上涨百分之三四十，还不行，非涨到30元一公斤才可以调动养猪者的积极性！食糖2000多元一吨，定价偏低不合理，受产量与农民种植选择的影响供不应求，涨到3000多元一吨或4000多元一吨应该不偏低了吧。总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翻番的上涨，6000元一吨不行，7000元一吨也不行，非要往8000元一吨的水平上走不可。

这种涨法，显然已经不是实物商品的价格变动方式，而是股票的价格变动方式了。问题在于，依照疯狂的“糖高宗”价格信息做出的作物种植决策，必定会在实践上陷入新一轮甜菜甘蔗供过于求的泥潭。养猪农民在大肉30元一公斤的价格刺激下大量养猪，结果不是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吃了一个大大的亏吗？难道种植甜菜甘蔗的农民也要重蹈覆辙！[1]

备注：

 [1]在广东珠海金湾区红旗镇湖东蔬菜基地，部分菜农因为此前蒜价短期内暴涨至7元/斤，便跟风大面积种植，可虽然现已丰收，蒜价却跌至不到1元/斤。老谢夫妻今年种了8亩大蒜，化肥、农药，加上种苗，每亩地花了3000多元的成本，现在一亩地的大蒜卖出去却只能收回2000多元，每亩亏损近1000元。(据12月13日《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