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俞平伯挨批胡风坐牢 （6）
胡风走出高墙
胡风自1967年从秦城监狱出来，又如放逐似的被迫离开北京，他在四川已经过了十多年的囚徒生活，现在他终于走出了高墙。
他可以去哪里呢？北京的家早已没有了，妻子梅志与他长期在狱中相伴，三个孩子都天各一方。何况，此时他的去向也还由不得他选择。胡风被临时安排在成都四川省政府的招待所中，孩子们被允许到这里来临时团聚，成都的友人们获知消息也陆续前来看望。
1979年1月12日，晓风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离此去成都。”他恢复自由了，儿女们都去成都看望他们，共同度过了胡风恢复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 胡 风
晓风看到母亲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一点也不显老。父亲也仍然是又高又大，充满了自信和斗志。这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并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儿。母亲偷偷告诉她，当年到大竹时，父亲精神失常的情况。
传闻胡风案将要复查。胡风在1966年被判14年徒刑，后又于1970年加刑到无期徒刑，这意味着他将被终生监禁。“四人帮”被打倒后，文学界在“文革”和反“右”中被“打倒”的许多人已经复出，但文学界内仍有身居高位者在一些会议上说，胡风案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定的，是翻不了案的。7月，胡风的名字上了四川省政协委员的名单。此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结论却还没有改变，文学界名声显赫的领导者之一的茅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称胡风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与“政协委员”两种身份并存，这也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
尽管社会身份还不明确，前程也还朦胧，但胡风呼吸到了迎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并仿佛又恢复了他的率直。
胡风满怀激情地写了许多陈述资料，他已被允许和朋友通信，有些朋友劝他出言和行为应当谨慎，他在给熊子民的信中甚至说，他必须“走完胆大妄为的最后一步”。
9月，听说文代会即将召开。胡风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楼适夷。
与世隔离了20多年的胡风显然对于现实缺乏真正的了解。楼适夷将他的来信转给了有关领导，胡风当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答复。
1979年11月，胡风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前列腺炎急性发作病倒了，需要动手术。两次手术动下来，因失血过多，脑供血不足，他原有的心因性精神病突然复发了。
一天，本来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的胡风，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努力着要下地，同时口中还不断地嘟嚷着：“我是反革命，我是日本特务，我有罪啊……”女儿赶紧把他按住，不让他起来，同时把护士叫来。但他的力气陡长了不少，竭力挣扎着，根本不认识众人了。费了很大的劲，胡风才被按倒躺回了床上。这时，他又嘶哑着嗓子诉说着：“我女儿张晓风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和我的罪行无关啊……”张晓风听到这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不久，胡风回到北京接受治疗。经过多方治疗，他的精神病得到了控制，能够写作和参加政治活动了。
胡风的第一次平反
1980年春节过后，胡风得到允许回北京治疗。于是，胡风及家人回到已离别了十多年的北京。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后，胡风被安排在文化部招待所内。
7月中旬，中宣部宣教局派来两个人对胡风夫妇宣布，胡风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顾问，梅志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胡风对这安排，没有感到突然，也没有谦虚的表示，只客气地说了句谢谢。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周扬带着公务走进了胡风暂住的招待所，除了将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案平反的文件稿请胡风家属提意见以外，周扬说：“我代表组织来看望你，向你报喜。50年代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责任由中央来承担。这些年，你受了一些苦，我也受了苦。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你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要安下心来养病。”接着，这两位在中国文坛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对手寒暄了一阵。周扬又说：“我们是50年的老朋友了，对你我是很佩服的，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我一直是跟党走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凡是死了的、凡是平了反的，过去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
胡风自1955年起受难，是与周扬有关的，而周扬在“文革”中受迫害而“受苦”却是与胡风无关的。周扬说“你受了一些苦”，下一句如果是“我也有责任”则更合乎逻辑。
从30年代到50年代，胡风与周扬围绕着文学问题争论了20多年，到50年代，周扬的一篇《我们必须战斗》预示了以后胡风案的升级。几十年后，宣布为胡风平反的还是周扬。
周扬最后又说：“平反并不说明过去都是正确的。应当实事求是。”
周扬带来的中央平反文件，是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
但胡风在众多的友人的劝说下，尤其是考虑到这么多年来，数以千计的无辜牵连受害者急待平反的情势，决定不再坚持。为了受难的朋友，也不忍坚持。 1980年的胡风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这便是1980年胡风第一次、还带着尾巴的平反。
胡风对宣布平反表示得十分平淡，只是周扬最后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他平静地说，他已经颠簸了几十年，只希望有个家。
胡风的第二、三次平反
快到1984年年底的时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对曾芸说：“如果你想采访胡风就赶快去，我给你几天时间，联系成了你就去，要是没成，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曾芸知道上司的后一句话含义复杂，干系重大，于是赶紧去联系。就这样，通过院办公室找到了时任胡风秘书的张晓风联系好了采访事宜。
采访胡风的事是在12月中旬进行。采访前领导给他们划了框框，关于当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禁区，他们只好把要问的问题都集中在1949年以前和最近的几年。
在复兴门外木樨地的寓所里，曾芸等人终于见到了胡风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坚强的老人。
当他挺着那略略佝偻但仍不失高大、硬朗的身躯有点颤微地迈步走过来，曾芸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背上有些青筋暴露和一些老年斑的温暖的大手。他的头顶光光的，鬓边和脑后的头发已经白了。不算浓密的花白眉毛有几根长长地探了出来，眼睛略微有点眯着，长圆脸上带着微笑，那含着乐观开朗而夹有历史沧桑的笑容抚平了脸上某些部位的皱纹，又加深了另一些部位的皱纹，在他抿紧的嘴唇边留下了一丝自信，一丝倔强。
站在旁边的是胡风夫人梅志，尽管她只身着布衣简服，尽管她头发花白，韶华已过，是将近七十的老人了，可曾芸还是为她的美丽而惊讶了！她的美丽不仅源于五官的和谐，举止的端庄，神情的安详，更是来自内心的沉静，眼睛中的神采。
采访开始了，对于他们的提问，胡风很耐心地给予解释，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有时话说得快了点，还会有些喘嘘嘘的。关于那三十万言书和二十几年苦难，他只提了一句：“那二十几年没做什么事。”来访者因为有框框在先，也就没敢往下问。但他告诉他们他还在写作……
自由后的胡风，一旦病愈就抓紧笔杆，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学财富。
那几年，他是多么努力地勤奋写作，他想要把那失去的二十几年补回来。
好像是在争夺时间似地，最后两年里，胡风写作得十分紧张。以80多岁的高龄，竟能在20多天内写成四五万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四五万字的长篇回忆《鲁迅先生》，也只花了一个多月。若不是有日记为凭，简直是难以让人相信。
可是，胡风还是没能写完他想写的文章，《回忆录》写至四分之一，1985年3月，胡风写了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短文《我为什么写作》，4月间胡风被确诊患晚期贲门癌，6月8日癌症就结束了他追求、战斗和苦难的一生，享年83岁。
在胡风逝世前，他的家人有意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所遗留的关于胡风的“历史问题”提出申诉，询问他的意见，他没有表示任何看法。随着胡风病情的加重，家人决定再次提出申诉。但是，直到胡风去世，申诉没有得到结果。
因为文化部拟定的悼词的征求意见稿中仍然保留了早已被公安部调查清楚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尾巴”，还专门提到了“三十万言书”，说胡风“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组织领导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等等，引起了胡风家人的抗议。在多年监禁和“伴囚”中都逆来顺受的梅志气愤地说：“你们这不是鞭尸吗？这样的悼词我们不能接受！”最后，胡风的家人决定不等召开追悼会，先火化胡风的遗体，让亲人的亡灵早日安息。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终于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关于撤消胡风所谓“历史问题”的文件下达了。然而，这也不是胡风所期望的结果。但是据此，有争议内容的悼词经反复修改，终于获得胡风家人的认可。
1986年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当年被打成“胡风集团”的很多成员，都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参加胡风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参加追悼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文学界著名人士艾青、曹禺、萧军、陈荒煤、王朝闻、冯牧、唐达成、韦君宜等，及胡风生前友好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在受错误处理期间，他对党抱着坚定的信念，写下了大量诗文。平反后，他更加焕发革命青春，对未来充满信心，继续坚持写作，赞颂党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回忆和记录了许多重要文艺史实……无论如何，胡风同志对于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功绩，应当给予肯定；胡风同志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值得我们学习。
这便是胡风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1988）16号文件，决定对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作几处重要补正：
一、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理由是：这是胡风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说法，应和他的总体思想联系在一起考虑，如此指责不符合他的本意。
二、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理由是：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不宜简单下结论。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对历史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
三、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理由是：这类问题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
这便是胡风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
至此，胡风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距1955年错立此案已有33年之久，离胡风逝世也有3个年头了。
胡风逝世后，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梅志为写作胡风的传记和回忆录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克服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将一部57万余字的《胡风传》和多种回忆录呈现于广大读者的面前。
2002年，88岁高龄的梅志，思维清晰。有人问她：“当年的苦难您是怎么扛过来的？是什么在精神上支撑着您的？”
梅志激动地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活下去！我们只有活下来，受我们牵累的一大批人的冤案才能够得到彻底昭雪。必须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据1988年7月公安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统计，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斗争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被判刑的有3人。至于被不同程度牵涉而未列入统计中的人数，则远不止于此。
胡风一案何以会发生？这是学术文化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作为胡风一案“骨干分子”的贾植芳，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人生档案》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贾植芳认为，胡风一案的发生，实属必然。原因有二：一是知识分子与新权威的冲突；二是新权威下组织上的大统一与知识分子松散小圈子的冲突。
贾植芳具体讲述了两个例子。第一，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贾植芳被要求参加，讲清自己的历史。他对此有些反感，并将此事告知熟悉自己历史、已在华东局工作的老朋友曹祥华。曹劝他去并对他说：“解放前我们喜欢乱臣贼子，现在当权了，就喜欢忠臣孝子了。”一语道破了知识分子与新权威之间的关系；第二，大约在解放前夕，毛泽东向与胡风关系密切的冯雪峰了解胡风的情况，他问冯雪峰：“听说胡风身边还有一帮人？”毛泽东这样问，显然是把“胡风派”看作了一种集团的力量。这就潜伏了以后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