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海交大的一年级学习及去安徽屯溪的经历
1944年9月1日，抗战胜利前，我走进了向望已久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门，报到时我选择了电机系的电力系。我在高中学习时期己经显示出对电气工程的兴趣，因此我决定上交大电机系。
电力组学強电工程，学的内容有发电，输配电和电气设备，电动机和发电机的构造原理、功能及其应用。电讯组学无线电和电话工程。我虽然在业余时间喜欢组装无线电，但这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并没有想把它作为我将来从事的事业。大一学的都是基础课，高等物理，高等化学，微积分和英语，这些专业的课本全都是英文书。
物理学的内容比高中深了一层，力学部分分析的很细，它深刻剖析了物质处于静态时的力学关系和处于动态时的各种参数。如：速度、加速度、行程和时间之间的相互变化规律。电磁学部分则详细介绍了电流和磁场的立体关系。它正是直流及交流电动机和发电机工作的基本原理。这部分知识在我参加工作后，经常得到应用。
大二时，增加了材料力学。这门课对学建筑专业的人员当是主科。我参加工作后，在四十多年的经历中始终从事电气工程的建设，工作中着科的知识从未得到应用。但它扩大了我的知识面，增加了对物体弯曲及受拉或受压时应力状况的了解。
1945年3月，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欧洲战场己经出现了一面倒的形势，盟军在西线已在向东推进，希特勒法西斯第三帝国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苏联红军正迅速向柏林推进。日美的军事力量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战区，经几次重大战役后，已出现日退美进的形势。这时，上海开始传出一种流言，说盟军可能将在上海附近地区登陆的消息。母亲同三哥和四哥商量后，决定全家暂时撤离上海，转移到浙江或安徽的内陆地带。这时我暂时离校、和家人一起离开上海，到安徽省屯溪镇生活了半年。
那一带是国民党顾祝同的辖区，未经战火，比较安全。我们家的撤离计划分三步走。
一、三哥留守上海静安里，待形势紧张时再撤离上海。
二、母亲带其余五兄弟先迁到杭州一位徐小姐家中暂住。徐小姐是吕家的世交，她同母亲之交甚深。徐小姐带两个儿子住在自家宅内，宅子很大，有两幢三上三下的两层楼房，中间则有一个大天井。母亲去后，她更希望我们在她家能多住些日子。
三、到杭洲后再按排我去安徽屯溪镇找房子，以便长期居住。
全家在徐小姐家住下后，母亲开始同徐小姐商量按排我去屯溪的事。几天后徐小姐找到了一位领路的行商。那时沪杭地区都是国民党的辖区，但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而是汪精卫建立的伪政权。因此从杭州到安徽也存在一个过封锁线的问题。
徐小姐找的那位向导是一位做瓷器生意的商人，也是她家的世交，他经常来回奔波于杭州和景德镇之间，对沿路的政情和军情比较熟悉。他带我穿过封锁线先到离抗州不很远的场口镇，之后我就可乘江轮沿新安江上溯到屯溪，他则将从另路去江西景德镇。
从杭州到场口乘一艘木渡船，乘客有八九人，船老大划桨航行。清晨出发，划了一上午，午后到达场口。那位商人帮我买了去屯溪的船票，我们两人在场口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分手。我上船，开始了逆流而上，踏上去屯溪的旅程。
当时这种江船是行驶于新安江上唯一的客船，船长约十余米，宽约五米，有蓬，船舱内两侧为双层卧铺，中间白天为通道，晚上则成为船老大一家人的打铺睡觉之处。通道地板能掀开，下面可放行李和船家物品。船尾设舵，白天由船老大掌舵，船头则是船娘为旅客做饭处和旅客休息处。行船的旅途中，一天两歺，每歺都很简单，炒竹笋片和米饭。那时行船，全靠船夫拉纤才能逆江而上，这里的船夫实际上就是纤夫。一路上，航在江水里艰难行走。
一条船约有七、八名纤夫，他们每人有一根一头系在船身上的麻绳，麻绳另一端则挎在肩上。不过绳子并不直接挨他们的身体，而是穿过一块木板，由木板传递压力，以分散纤夫身上所承受的压力。纤夫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他们每天得从早到晚使出全身力气和全部腿劲，牵拉着这条江船沿着江岸走。由于是逆流而上，每个人必需弯着腰，齐心协力地用劲牵拉。他们沿江踩着岸上的乱石、砂子、烂泥或浅水滩毫无选择地往前走，再往前走，一直走到太阳下山，才能休息。晚上他们没有正经的睡处，岸上的破房、小庙已是较好的休息场地。幸亏这次航程中没遇下雨。
江水深浅不一，航行中经过几个拦水埧，那是用卵石垒成的一道道拦水坎，用来抬高上游的水位，减缓江水下流的一种措施。每次船要过这种拦水埧时，船体得靠全体纤夫手抬、绳拉才能艰难地越过这个拦水垻。从场口到屯溪，渡船整整走了九天。
江船逢站必停。停泊时，就有警察上船。他们手持木棍，在船上找竹筒，东敲敲西敲敲。这时船老大会迎上去，塞些钱，他们拿到钱后便离去。船上的客人中有人说，上船的是盐警，他们各处敲竹筒，是搜查在竹简中是否装满有私盐。
我在船上结识了一对李姓兄弟，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做自行车生意的。兄长在杭州开了一家自行车铺，堂弟是伙计，这次他们带了一些自行车另件来屯溪出售，他们己是第二次来屯溪了。兄长个子很高，相识后，我称呼他为“长脚”。因长期住旅店化费太大，他们打算在屯溪找一处住宅落脚。这次他们也考虑到如果战争接近杭州时，也打算将店搬来屯溪经营。这样我和他们有了共同语言和共同的打算。
船到屯溪后，我们三人先奔长脚认识的店铺，将自行车另件交给店主后，我们在一家小旅店住下，又外出开始寻找合适的住所。当天在郊区找到一处，它位于海关宿舍对面，房主是位寡妇，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孩和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孩。住房是当地农村的两层楼房，二楼的两室一厅出租给我们，楼下的房子房主自己住，梁柱地板都是木结构。谈妥租金后，我们三人便住下了。从房屋结构看，面积不算小，将来如全家搬来，经适当改装和装修后，还可能住下。我们三人生活，伙食都在一起，两家轮流做饭、炒菜。但各睡自己的厢房，睡竹床。这种竹床在南方十分普遍，床上都挂了帐子。这里是郊区，附近还有一个叫荷花池的大池塘，蚊子真不少。
我从城里化十块钱买了一个大木桶，准备用它装自来水。木桶放在一楼，我在二楼的阳台边可以用一个吊桶沉到大木桶里打水，再拎上来煮饭洗刷，就像在水井中打水一样，这样可以不必下楼去拎水上楼了。
我和长脚进城时，经常能看到往城里走的一些挑木炭的孩子，他们身体瘦弱，被担子压成驼背，还不时得休息一下，停下休息前先用一个树义顶住扁担。这么小的年龄，他们好像为了生活，必需尽力干点他们能够承担的活儿。
我每天没多少事干，上午跟长脚去寄卖他们自行车另件的铺子午歺，下午回家，由长脚带着去江边游泳，长脚教我学会了蛙式游泳。我只敢靠着江边游，长脚游泳技术很好，不光能游到江的对岸，还能游几个来回。
长脚的堂弟也随我们去游泳，但他不能潜入江水中。长脚告诉我，他堂弟因患肺结核，手术切除了一半肺叶，所以他很难在水下憋住气。
这里没有电灯，每天晚上点煤油灯，所以睡的较早。
不久，四哥从上海也来到屯溪，那是大哥派他带一批白布匹来屯溪的，准备在这里卖掉。四哥将布匹卖掉后，便回了杭州。
我们在这里过的是典型的农村生活，养了二十只小鸭子，十几只小母鸡，一只大白鹅。每天早晨我将它们赶到池塘边，由它们自已觅食。晚上它们都会有大白鹅领着，回到大门口等我们回来。长脚告诉我鸭子和鸡都吃荤的，鹅只吃草，鹅是素食禽类。
有一天，我和长脚正在池边看着鸡鸭时，忽然感到头顶上出现一阵风似的翅膀搧动声，原来是一只老鹰看上我身边的这群小鸡了，它从天空中俯冲下来，却被我头上戴的大草帽挡住，鹰瓜够不到小鸡，只好升空起飞走了。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的草帽使我的那些小鸡们躲避了一场劫难，这是也我看到难得的一次老鹰抓小鸡的场面。
在屯溪我还碰见了一个从未见到过的血淋淋现场。
那天，我们仨人从城里往回走。走过一处较偏僻的两条小道交义口旁的荒草地时，忽然看到地上有一滩鲜血。不远处有一团灰白色的东西，走近看，竟是一个完整的人脑。
站在旁边的老乡告诉我们，当天上午在这块空地上刚枪毙了一个农民，是因为他抽大烟而被判死刑的。他们谈起这件事时，很为这名农民打抱不平。他们说：当官抽大烟有的是，他们没事，倒拿老百姓开刀。
我们住的这栋住房，经过一个夏天后，我发现了环境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蚊子太多，防不胜防。在我返回上海的第二年春天，我突然犯了恶性疟疾，它使我整整一个学期只能躺在床上休息，且遭了不少罪，差一点误了学业。
再有一点，就是这座房内臭虫极多。每天早晨起床，收蚊帐时，只见帐顶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一圈臭虫，个个都吸足了我的觧血而胀得臌臌的。每天必需用开水将蚊帐和竹床烫一遍。但第二天早晨帐顶上依然挤满了一圈动弹不得的胖臭虫。我夜里就成了白天躲在地板缝中无数臭虫的盘中歺了，看来这间房可不是能久住的地方。
1945年9月份，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整个屯溪镇都沸腾了，放鞭炮，喊口号。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除国民党军队外，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那一晚，只听到群众发自内心的高呼声：“蒋委员长万岁”。这一夜，我们没睡。抗战既己胜利，我就没有必要留在屯溪了。我三月份来到屯溪住到九月，共在这座小镇的郊区住了六个月。
我那时每月都给杭州的母亲写信，报告我的情况。我经朋友介绍，买到一张回杭州的船票，起身返杭。我那时的心情真是无比高兴，我又可回交大上学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将可以过上太平日子。返程时，江船依旧，但其驾驶与航行,，却与来时溯江而上的艰难旅程大不相同了。
七、八两个月多雨，新安江江水汹涌，从屯溪直航杭州，全程仅行驶了三天三夜。
在这三天三夜中，渡船随江水下驶，船速快得像匹野马，但不是一匹脱疆之马，而是一艘在船老大精确掌舵下，向下游飞驶的木船。
船老大驾驶这条客船之法，令我大开眼界。下行时，不再靠纤夫拉纤了。上行时，船老大在船尾轻松地掌舵。下行时，船老大却站在船头，舵也改装在船头并直指前方。
我看见船老大站在船头紧紧握住长舵。舵的前端像一把劈开江水的长刀，破浪前进。它左右着木船行驶的方向。
因船速极快，船老大得这把舵牢牢抓住，容不得丝毫抖动。也就是说，整船旅客的性命都掌握在船老大这双掌舵的手上了。
我站在船头甲板上，只见船飞速地向下流驶去，空气呼呼在耳边吹过。每个人都屏住气，注意着眼前如此引人的景观。白天行驶，到下午六点左右便靠岸休息了，夜间不行船。这时旅客们三五成群下船上岸，谈笑的，拉胡琴的，唱京剧的，都来放松一番，别有一番韵致。
回到杭州，我见到徐小姐时，得知母亲已率全家人回了上海。她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住了两天，每天中午上饭店买杭州的美食，虾爆缮面给我吃。我又找到长脚的自行车行拜访了他，他也请我到饭店吃了一顿晚饭，点了鱼头烧豆付，这是杭州的一道名菜。
长脚同我好似兄弟俩，他社会经验丰富、热情、正派。我们俩那一段在屯溪的生活经历，使我一直忘不了他。第三天早晨，我辞别了徐小姐，乘火车回到上海。
母亲见我回来十分高兴，那年我整二十岁。她买了一对很长的蜡烛，放在大门外，点燃后一直亮到第二天早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纷纷从重庆飞抵上海。
大后方交大师生亦乘船沿长江东下回到上海。徐家滙的交大原址恢复了原有功能。不少海外华侨捐款在交大校园内修了新图书馆等。
从大后方来沪的交大学生很自然成为交大的正式学生。
我们这批原在上海交大就读的同学们亦前往报到。但同学们都没有想到，得到的答复却是教育部有指令，上海交大的学生是在汪精卫伪政权统治时期考入上海交大就读的，都应是伪学生，需逐个进行甄别后才能承认其学籍，入校就读，由此引发了上海交大全体学生为争得交大正式学生身份的政治斗争。
这次伪学生事件还涉及抗战胜利前在上海各未内迁大学学生的学籍。于是在上海出现了大学生的请愿与游行。这就是那场上海伪学生问题的风波。
在上海，将伪学生的帽子扣在上海大学生的头上，为社会各界所坚决反对的。这一事件亦反映了当时从大后方来沪的那批接收大员们的志高气扬，高人一等及无知和狂妄。在一片反对声中，教育部被迫取消了所谓伪学生的称呼与逐个进行甄别的错误决定。
在上海交大电机系内，二年级电力组分为两个组，甲组和乙组。甲组为从大后方来沪的同学，他们绝大多数因家不在上海，均为住读生。乙组则全部为原上海交大的同学，大部份为走读生。由于学生会的努力，在之后的三年学习中，甲、乙组同学逐渐相识而融合成一个大集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