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思想的踪迹
——刘再复《人文十三步》序
这部刘再复著述选编本的取名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约略接近于他二十年来思考的轨迹。其实海外期间刘再复的人文著述并不止“十三步”，一些引发很大反响的作品，如他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就没有收录进来。但这总算勾勒出一个轮廓，再现这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者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现实对话的心路历程。
二十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距离了，而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足可以尘封旧事。通过刘再复的著述和出版就可以透视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八十年代，他在文学和人文研究领域，引领思潮，推动拓展学术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的名字可以说是文坛和学术圈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而他那个时期的论文和著作，如《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论中国文学》更是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广泛阅读。无论是得到高度赞赏还是引起激烈的争辩，都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可是这一切到了八十年代末端就嘎然而止。从那以后他离开他熟悉的土地而生活在异国，虽然他继续写作，勤奋思考，但在简体中文的阅读范围内，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读者见不到他九十年代以来写的文章或著作。作为一个依赖于语言和文字而工作的人，刘再复从简体中文的阅读视野里消失了。读者找不到他，他也无从寻找自己的国内读者。对于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他的一切仿佛就此尘封，就此不见踪影。对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简体中文作者的刘再复就是一个“新作家”，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作者。直到近年，刘再复的一些曾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作品和著作，才得以陆续以简体中文的形式出版面世，进入大陆更为庞大的读者天地。在老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仿佛“复出”；而在新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是“新进”；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我相信是一切都没有改变。他还是像他八十年代时那样，思考、读书，写作。二十年来他的写作和著述出版就是这样交织起一个年代错落的故事。为了让这个年代差错的故事不再差错下去，让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了解这二十年的“空白期”刘再复还写了些什么、思考了些什么，让新一代读者能够了解二十年来刘再复著述的概貌，于是就有了这本《人文十三步》的编选。顾名思义，里面收录的篇章都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曾经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十三部文学研究和人文思考的著述中选录出来的。虽然有只选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足，但也有择取要篇，显示著述风貌的长处。
八十年代末突如其来的巨变虽然将刘再复抛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他从此海外漂流，“梦里已知身是客”（他的散文语），但并没有使他放弃一以贯之的散文作者、学者、思想者的人生本分。相反他比以前更执著，更勤奋，更用心，将祖国的语言背在肩上，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笔有纸的地方，就是故乡，就是家园，就是精神生活的天堂。二十年来他写下的散文集、文学评论和人文探索的单本著作，粗略的估计也有三十本左右，还有更多没有来得及结集的单篇文章和选本不计在内。刘再复二十年来的写作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轨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散文的写作。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出版过好几本散文集，如《太阳·土地·人》、《洁白的灯心草》、《人间·慈母·爱》等。他的散文诗脍炙人口，以赤子之爱抒写思想者的悲欢歌哭。如他的《读沧海》、《又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和《寻找的悲歌》就广为传颂。出国浪迹四方，他的散文视野更广阔，笔调更深沉。他的海外散文总名为“漂流手记”共十卷。2009年花城出版社出过十卷“漂流手记”的选本，取名为《远游岁月》。他的散文名篇感人至深，多篇作品被海外中文教育读本选为课本或者被海外中文学校朗诵比赛指定为必诵作品。许多海外读者，可以不了解他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考，但却被他的散文所感染和吸引。笔者以为，他的散文当之无愧是当今中文世界的一流散文，相信这一点会慢慢得到大陆读者的共鸣。
除了散文创作，刘再复海外写作第二个聚焦点就是他的老本行文学评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九八四年底即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不但是他的热爱，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可以说刘再复就是一个文学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出色的评论家。他二十年来的文学评论和研究，一方面是延续了大陆时期已经形成但来不及形诸笔墨的问题意识，而另一方面又面对海外中文研究遭遇的种种状况发展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罪与文学》、《放逐诸神》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代表；而《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在42年延安整风之后，逐渐走向了教条化、公式化的写作模式，对五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八十年代刘再复提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文学主体性”理论，就是为了摆脱这种积重多年的极端化写作模式。到了海外，刘再复的思索更加深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积弊深重的源流因果，于是有《罪与文学》的写作。而对鲁迅和张爱玲的评论，最能看出大陆和海外文学研究中潜藏着的“学术政治”的倾向。如果在大陆可以概括为“扬鲁贬张”的话，那海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扬张贬鲁”。在大陆，其实“贬张”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但在海外若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爱玲的不是，则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冒相当的风险。在“张迷”、“张痴”气氛浓厚的海外，几乎无人敢说张爱玲的不是。刘再复本着学者的坦诚与海外现代文学评论界对话，写出《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一文。他肯定张爱玲早期小说对人性深刻的发掘，也指出张爱玲后期写作大失审美水准及其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尤其不赞同海外学界对张爱玲的过度溢美。刘再复的文章，在海外中文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海外的二十年，刘再复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人文思索上，这构成他写作的第三聚焦点。与其说刘再复是一个专家型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如果要他在诗和思想之间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他一定不会像柏拉图那样干净利索：驱逐诗，拥抱哲学。他一定面有难色，就像遭遇康德悖论那样，迟疑慢考，然后笑一笑说：我能不能两样都要？是的，他一定会两样都要，既要诗，也要思想。诗是他的本色生命，而思想则是他展开生命的翅膀。在大陆时期的写作，他的思想大多或者化为意象而潜藏在优美的散文诗文字中，或者凝结为问题意识而展开在文学对象的评论之中。到了海外，他思想者的特性不但得到了更充分的舒展，而且还寻找到更贴切的文字表达形式。它们不再是寄居的形态，而是独立的个体，就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脱离父母家庭的庇护，独立地面对人生世界。这些写作的聚焦，就是他人文思索的文字。它们占据了他非创作类写作的绝大部分。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刘再复的人文思索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传统经典别具匠心的阐释，如《我的六经》；有对现代美学经典著述慧心独发的解读，如《李泽厚美学概论》；有对传统文化糟粕的现代批判，如《双典批判》；更有漫游于人生天地，禅悟于大荒无穷，借助《红楼梦》而抒发覃思妙悟的《红楼四书》。这些形态独特的著述，如果把它们看成是学理的探讨，看成是文学的评论，固然没有大错，但是还不足够，甚至是忽视了最基本的地方。它们首先是人文的思索，是思想的表述。刘再复到了海外，也许是因为退去了以前种种“桂冠”，丢掉了以前种种“名号”，于是更显示出思想者的生命本真气质，他就是一个思想的探险者，跋涉于宇宙人生的大天地，求索于亘古及今的大传统，看见什么景致，悟得什么智慧，便用优美的文字表述出来。于是成就他著述中别开生面的人文思索。
或许会认为刘再复去国他乡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文思想环境和氛围就像它的经济一样，一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文字思考是不是已经与这片土地远隔了？尤其相对于八十年代他曾经的思考主题，已经迥乎不同，一些见解简直南辕北辙，那它们是不是和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有了隔阂呢？以笔者的认知，这种顾虑是多余的，至少它是一个误解。只要是真正的思想，它不可能没有背景，它不可能没有对话的对象。区别在于是显在还是隐在，在于是深层还是浅层。不错，在刘再复海外时期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索的著述中，那种与具体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相关的特征是淡退了，借用佛教的术语，以前讲“救世”，如今讲“自救”，看起来是大大的不同，而一旦弄清楚那个相对于言语的背景，即可知它一样有鲜明的针对性。思想者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对话者，他不会无病呻吟，不会对空放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的理论主张之所以被认为现实感强，历史针对性鲜明，乃是因为他的言说所关怀的对象非常具体，语言不脱语境，人们皆是身处其中，很容易感同身受而被领悟到。到了九十年代，此情此景不再，他将这类“时局”、“形势”意义上的现实从自己身上放逐出去，将人事纠缠、成败得失从自己身上放下，转而面对历史，立足生命，思考更普遍、更深邃、更永恒的古今大疑问和人生大困惑。这既是思想能力的提升，也是思想境界的提升，这个提升自然带来了他思考、关怀的对象更加广阔、博大。换言之，它不再是一人一事，一言一行，而是直探本源，直指本根。思想的背景深阔了，关怀的对象广大了。如果对这一点欠缺解悟，便会觉得刘再复的言说“脱离实际”；而一旦有了解悟，便会觉得他的深思智慧，“正是说到了痛处”。
例如他有一篇讲演整理成文《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这篇文章也收编在本书中。乍看过去，贵族精神不但多年无人提起，而且自现代革命以来，这是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在现代语境中，它只和背逆潮流、垂死挣扎、孤芳自赏连在一起，从来没有和什么正面的价值沾过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样的“最高指示”我们耳熟能详。在过去讲革命的年代，需要发扬的是“泥腿子”精神；而现今讲经济的年代，恐怕需要发扬的就是“孔方兄”精神了。贵族精神更没有它的地位了。显而易见，刘再复这个时候讲贵族精神，不但在舆论气氛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在学术话语中，也不见得有“前沿性”。但是，我要说，他的这篇讲演是高贵的。它的高贵正在于它“逆历史潮流而动”，它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英勇气概。而且，他的这篇讲演也是前沿的。它不是学术话语里那种喋喋不休的，人言我言的前沿性，而是在一个被俗气潮流所覆盖的世界里呼唤正面价值的前沿性，是言人所不言的前沿性。只要我们略为意识到在物质世界、金钱世界的迷失，只要我们对当代功利取代一切的价值观略有所省悟，只要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污浊本质略有痛感，读一读刘再复《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谁又谓它“脱离实际”呢？
古人说开卷有益。无论是读刘再复的散文还是人文著述，正是应了这句古话。编者编选这本书，正是希望它能起导读的作用，使读者有可能循此进入他深邃的思想世界，追步他思想的踪迹。
2010-11-3
林岗 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