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时期，美国所以选中蒋介石为帮助对象，有一个过程。此一过程贯穿内战爆发近两年前的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到日本投降期间。正如美国陆军部史学家罗马纳和桑德兰早在５０年代就感觉到的那样，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分水岭。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这两次会议的战略大背景代表了远东乃至世界力量格局中正在出现的基本变化，它们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调整。国内有学者论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以及在开罗和德黑兰作出的决策或承诺，决定了苏联迅将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欧亚国际政治主角，而中国在盟国战略安排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与此相应，４０年代初期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核心——在对日战争和战后政治中“把中国当大国对待”——开始让位于新的通盘考虑，其宗旨是在远东与苏合作同时限制其扩张。一方面，象他为整个战后世界所设想，并已开始在欧洲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他要通过满足苏联的“合法权益”来努力打消它进一步扩展势力的欲望；另一方面，他要防止中国国共斗争损害美苏关系并为苏联膨胀其在华权势提供诱因和机会。服务于这双重目的以及战胜日本的军事需要的，是中国问题上的一种逐渐明朗化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就苏联在华“合法权益”同斯大林达成协议，在苏联配合下促使国共实行蒋介石领导下的军政统一。谋求苏蒋接近被当作贯彻上述政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总的倾向上看，开罗、德黑兰会议到日本投降期间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重要动作，包括罗斯福在开罗同蒋介石密谈、在德黑兰向斯大林试探、华莱士访华、哈里曼—斯大林会谈、向延安派遣陆军观察组、赫尔利调停及其在莫斯科的活动、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缔约谈判的安排等等，大体上是按照上述线索展开的。理解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是把握二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

就是出于防范苏联对中国的渗透目的，罗斯福召回了倾向于同情共产党并因此跟蒋介石脑别扭的史迪威， 史迪威被召回前大约半个月，美国军方决定不在中国海岸登陆。这两个事态使得美国和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复存在，而一度有所动摇的扶蒋方针确定不移。随后，联苏扶蒋溶共限共政策得到了更积极、更一贯的推行，主要执行者便是赫尔利。有证据表明：尽管一些驻华代表的强烈亲蒋立场对出自白宫的政策大有推波助澜作用，但罗斯福本人有力地支持了他在走向与中共对立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举措经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缔约谈判完成时，１９４３年底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达到其实践的顶点。

接下来就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全力援助。日本战败后的几个月里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助蒋阻止中共受降，海空军运送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控制广大关键地区，海军陆战队替蒋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并为此对中共部队动武，还通过大量军火援助与顾问援助全面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调兵遣将的魏德迈取代仍在“调处”的赫尔利成了美国政策的主要化身。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投降时美国面对国民党大致仅控制西南一隅的局面，要防止中共支配中国主要地区就只能依靠武力干涉。美国的军事支持使国民党转而拥有战略优势，而它和苏联的政治支持则加强了国民党的外交优势。
   
     然而，事实却是：用军事手段助蒋反共的政策很快便陷入困境。首先与美国意愿相反的是，中共蔑视美蒋禁令，坚持受降权，扩大华北解放区。其次，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一系列进攻，中国由此出现局部内战，全面内战的危险随之增长。不仅如此，美军与中共部队的一些冲突表明，美国的政策可能导致它大规模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而这两者都是杜鲁门政府不愿意或经不起的。第三，国民党的统治区域急速膨胀，加剧了它的内在虚弱和腐败，并使其扩张之势迅成强弩之末。第四，苏联在远东关键地区之一——中国东北的行为与美国的期望大相径庭，它设法阻挠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同时却允许大量中共部队进入。最后，杜鲁门政府在中国的行径遭到了美国国内舆论的广泛指责。显然，美国如果继续其军事干涉政策，就难免大规模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而如果停止这种干涉，又会使蒋介石难以巩固他已经控制的地区和占据新的地区，特别是东北。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下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出一系列电报，把这个难题摆到了决策者面前，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国务院终于提出办法，即一面继续支撑蒋介石的军事地位，一面重新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使蒋获得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机会。随后赫尔利突然辞职，马歇尔被委派为赴华特使推行这一政策。这就是一些国内学者如实展现的马歇尔使华的由来。
   
     马歇尔的任务就是确保蒋介石向东北运兵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进而促成华北停战、谋求和平统一（以及海军陆战队留驻中国），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保证蒋介石控制东北。美国首先着眼于排挤苏联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力求将其势力规范在关于远东的雅尔塔体制之内。为此，也为避免中国大规模内战会给美国利益带来的种种风险和危害，并且进而追求降服共产党、改良国民党乃至重新塑造中国政治的理想目标，马歇尔开始了他的调处活动。以１９４６年３月返美述职为界，马歇尔在华调处经历分为两阶段，其界标是６月底全面内战爆发。马歇尔在第一阶段是成功的，此后逐渐走向彻底失败。成功首先在于他迫使蒋介石同意华北全面停战，以此为条件使中共同意美国援蒋向东北运兵。其后，蒋依凭已进入东北的大量军队实施武力解决，马歇尔却因承担了保证国民党在东北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义务，无法公正地调处。在蒋不愿谈判解决、中共东北政策变化和马歇尔的促和与助战努力自相矛盾这三重因素的作用下，关外战火数月不熄。６月初东北休战协议勉强达成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一般认为，整个调处期间美国陆续向国民党提供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以及马歇尔本人对国民党的袒护，直接鼓励了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同时又使得促蒋和谈的要求缺乏约束力。美国政策的这种内在矛盾，是马歇尔调处失败的根本原因。
    
      应该看到，此时美国对华政策与美苏关系恶化和冷战开始密切相关。罗斯福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美苏合作依然被当作对华政策的基石，但一些高级官员已对苏联对华意图深感忧虑。对日战争的结束和苏联在东北的行为进一步促使决策者把中国局势同美苏角逐联系起来。１９４６年初，遏制苏联开始成为美国外交和战略的主导观念，随后伊朗、德国、原子能国际管制和黑海海峡等问题上的美苏对立揭开了冷战时代。冷战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各国共产党当作苏联扩张的工具，而１９４６年２至３月苏联在东北再次支持中共更使美国政府相信这一点。所有这些对美国的在华举措都有重要影响。政治解决关系到防止“俄国在远东取代日本”，援蒋内战是为了不让苏联控制中国的众多人口、资源和战略位置。反过来，马歇尔使华经历又显著地加强了把中国国共斗争当作美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倾向。中共猛烈抨击美国一面调处，一面援蒋全面内战的行径，并且公开宣告同各国民主力量站在一起，反对美国为魁首的世界反民主力量。这些被马歇尔及其华盛顿同事当作中共尾随莫斯科反美的确证，从而大大加剧了他们的敌意。
     
      马歇尔调解失败后，国民党的军事地位由优势直落而下，以至迅速崩塌，其政治素质则依然以独裁、腐败、低效、守旧为特征。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面对欧亚全线告急但其可用资源相当拮据的矛盾，不能不依据所涉利益的轻重、成功希望的大小和预计成本的高低，来安排对外干预的轻重缓急次序。由于中国内外的这些基本因素，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政策先是抢救沉船但不全力以赴，后是设法脱身以免再受其害。在前一段，美国决策者们的抢救意愿除了出自他们对中共胜利感到的焦虑和恐惧外，还受到军方人士和国会共和党人压力的很大影响。在后一段，类似的压力和其他较次要的因素，有力地阻碍了脱身尝试，终使美国失去了摆脱国民党的较为现实的机会。
    
     我们不难看出：国共内战中，美国所以倾向援助蒋介石，直接原因是为了自身利益。间接原因却是为了杜绝苏联在远东的渗透。中国，只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赌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