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工业部北京黑色冶金设计院生活和工作的经历
我在北京黑色冶金设计院的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石景山到金顶街，再到西黄村钢校和白广路。黑色冶金设计院的正式院址在白广路，石景山和西黄村是为等待白广路院址的基建工程的过渡地点。
白广路院址范围内的办公区建成后，设计院的业务才得以正常地展开。最初我在工程师室工作，我抓紧时间将我在苏联学到的有关冶金工厂轧钢主传动和辅传动的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印制成册，供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学习参考。陆洁则分配到设计院的工会，干她的老本行。
设计院搬到白广路后，办公楼建成了，宿舍尚未完工。我和陆洁先住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宽大房间内，床和其他生活用的桌椅等，都由后勤部门提供。这层楼内住了男、女职工，不太方便。后来后勤部门分给我们一个单间，它是一个过街楼。房子的面积仅够放一张床和一个办公桌，而且屋子没有门，只挂了一个门帘。幸亏这里平时没有人经过。
后来设计院盖成了一座四层的宿舍，那时陆洁已怀孕，我向院里申请住房。我们分到该宿舍在二楼的一大一小两间房间，二楼厨房是共用的。那时我已将康奶奶（康奶奶是长久在我家服务的老保姆）从上海接到北京，并申请公安局同意给她落户北京。同楼层居住的住着预算科的李锡纯夫妇两人，他们有一个年约五、六岁的儿子，雇有一位老太太做饭。同层居住的还有一位付院长郭际，后来他被调到外亊部门，到中国驻苏使馆当商务参赞。1952年，我在莫斯科曾遇见过他。
陆洁在离设计院较近的由苏联援助建造的友谊医院中生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取名呂丹。最初由陆洁的母亲，我的岳母住在我家照顾她们。后来她回去后，我们雇了一位年轻的保姆来照顾陆洁母女。但不久，设计院内便流传出了对我家的不满声音，说呂家一个孩子竟僱了两个阿姨来照顾。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康奶奶是我家将供养她终生的一位老人。
我们家在去包头之前 ，那位保姆表示她要回老家，不去包头。离开我家前，她要求给我们给她买20斤白面。然后，她用白布缝了一条腰带，将白面包在腰带内便离去了。
一天下午李锡纯的儿子在玩耍时，一头撞上窗下的铸铁暖气片上，撞得很重，额头出了不少血。我知道他的父母很忙，我当即领他到附近的回民医院去诊治。外科医生给他打了破伤风防疫针，以免孩子患了破伤风。回院后，孩子果然依然活泼好动，没出现任何不良症状。办公室下班后，李锡纯夫妇听老太太告诉他们孩子撞伤和治疗的经过。他们对我照顾孩子，治疗和打破伤风针十分感谢。我则表示，邻居间互相关照是我们应该做的。
两院合并
1956年下半年，鞍山的黑色冶金设计院全建制迁到北京，同北京黑色冶金设计院合并。两院合并后改称北京钢铁设计总院。院长王金栋，我被选为党委委员，任电力科付科长兼党支部书记。
电力科共四位科长，正科长刘斌，兼党支部付书记。三位付科长是王兴亚、陈延镖和我。合并后，行政管理系统层次增加。院里增设了总工程师，设计总工程师室。设立了处级的各行政管理机构，人亊关系趋于复杂，同时亦来了一大批富有设计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
院内有一批来自苏联重工业设计院，指导冶金工厂设计的苏联专家。设有专家办公室，每位苏联专家都配置一位中方的俄语翻译，便于同中方技术人员的沟通。设计院有规定，各科室的工程设计方案，必需先同苏联专家讨论，取得一致后才可以展开下一步的设计。
马尔哥林是首任苏联专家。1958年在他将离任前，电力科的科长们和各位技术骨干，决定在烤鸭店宴请他并给他送行。这次宴请使马尔哥林高高兴兴地品尝了北京的名肴。
1959年第二任苏联专家来到北京钢铁设计院。但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在华的苏联专家陆续撤走。电力科的技术人员在办公室内为他们举办了欢送会，表演了新疆的民族午蹈和苏联士兵的舞蹈，当时苏联专家被感动得落了泪。
电力科内分好几个专业组：供电组，组长毛振璞。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交大毛啟爽教授的长子。传动组：组长周基定、陆乃成，付组长江培基。毛、周、陆都来自鞍山。当时院里共有两套轧机的设计任务，一套是大治钢厂的一套生产中型钢材的轧机。另一个是一个大项目：太钢的初轧厂设计，其设备为苏联的一套旧轧机。这两套轧机我在苏联都实习过。科里请周基定担任太钢初轧项目负责人。
大冶钢厂的这套轧机，除了设计电控系统外还需帮助厂方提出主电机的规格和帮助厂方订货。付科长王兴亚曾留学英国，学习电机制造，于是王兴亚负责到哈尔滨电机厂订制这台主电机。周基定在我的指导下为初轧机的主传动和辅传动设计了电控系统，并确定了主传动历磁系统的参数。我则负责到天津传动设计研究所订制这两套轧机的电控装置。传动组付组长陆乃城则辅助周基定设计太钢初轧机。
不久，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作为支部书记，我上任后同院人事处联系借阅电力科内各人的人事挡案，阅后交还。我发现电力科内有一名职工狄正坤毕业于南京警官学校，看来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应查清楚他的历史情况。我自已从没做过干部历史的外调工作，但我知道我在沈阳俄文学习班学习期间，班内的老干部都外出调查每位学员的历史了。我虽然是设计院的党委委员，鉴于我对其他党委委员并不了解，想还是到重工业部去找呂东部长，请他指导我如何在这次粛反运动中正确掌握肃反政策。
呂东部长对杨维总经理很熟悉，当即接待我。他告诉我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一定要掌握好政策，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你可以拿设计院的介绍信，到狄正坤的故乡去找当地的政法部门，了解狄正坤是否有劣绩。
我回院后向党委书记汇报了呂东部长的指示，次日便拿了党委介绍信出发，乘火车到上海，再转乘船到狄正坤故乡。我在政法部门办了手续，从监狱中提审了一个与狄正坤同一警官学校的同届毕业生，我记录了他的谈活内容，经他签字认可后，我带着记录乘船到上海，再乘火车回到北京。
第二天我向党委书记王金栋汇报了狄正坤的情况，并将有狄同学签字的记录交给他，这件事就结束了。对狄正坤的外调工作始终保密，电力科的肃反工作就此结束，科里只有我知道运动的经过。
1957年又开展一个政治运动，先是传达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接着大规模地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开展对各级党组织提意见。
第二天，在办公楼门外的黑板报上出现了全院的第一张大字报。黑板上画了一幅画，画中用彩色粉笔画了一位正在打盹的院党委书记和一位指名为呂维松的男士。旁边用彩色粉笔写了几个字：“党委该醒一醒了”，下面署名是计划处。
我看见这张大字报后、不明白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当即到院党委书记办公室找他反映我的看法。我说：“电力科科长是刘斌，他负责同计划处联系。计划科的同志来电力科来了解计划执行情况一直是找刘斌的，计划科若有意见，应找刘斌。电力科有三位付科长，陈延标、我和张琦。我是支部书记兼付科长。”党委书记听后说，这事与你无关，是计划处自已的问题。
第二天，院党委作出决定：计划科出的这坱黑板报上画的图和写的文字污蔑了党委，是典型的反党行为。计划处处长和计划科画这张黑板画的计划科正付科长共三人都被划为右派。
之后，院内各处、科迅速招开了座谈会，向党委提意见，开展了大鸣大放的活动。整风运动迅速转为：反击右派分子对党发动了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在全院范围内和各科室内开展了对右派分子的批斗会。这时，全院的设计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作为支部书记，我给出差在外的技术人员如王若纬等写了信，告诉他们院党委已经按中央指示，展开了党的整风运动，院内已出现给院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支部也召开座谈会，请大家给党支部提意见。信发出后不久，我收到了王若纬的回信。我看信内写的很诚恳，说我平时只顾技术，很少同大家谈心、沟通，思想工作做的少。我看信的内容没有提别的意见，就没将此事告诉其他几位科长。
这时，设计院内在反右运动中揭发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愈来愈多。”
计划处处长的批斗会在设计院广场上进行。后来，听说她被发配到新疆。一位华北局的干部告诉我们：“斗争右派分子，要同斗争地主一样。”我当时感到迷惑，不知道形势会怎样发展，好几个基层的支部书记一夜间，都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被批斗。一位在苏联得了副博士学位的付总工程师刘洪也被划为右派。之后，在院内出现了一种说法：“毛主席说右派约占单位职工的百分之一、二、三。”
1957年9月，设计院的反右运动正进入高潮时，院领导通知我，接到治金部的通知，为加快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国家将在包头市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包头钢铁公司，同时並组建一个为包钢建设服务的包头钢铁设计院。包钢院建制四百人，成建制，人员全部从北京钢铁设计总院抽调。任命北京院负责包钢工程的设计总工税师史星三为包钢院院长。电力科四名科长中，指定我调往包钢设计院。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因为我当时己发现刘斌在政治运动中比较左。他为讨好当时的院领导，将供电专业组组长技术骨干毛振璞在他组织的鸣放小组会上的发言整理上报，结果毛振璞被划为右派。我发现刘这人在处事中，特别在遇见政治风浪时，有投机的动机，我不想和他在一个单位相处。
包钢总经理是杨维，是我们赴苏实习团团长，原本是溪煤铁公司总经理。他是一位正派，作风务实，对党和国家认真负责的高级干部。我相信在他领导下，不但工作好做，我亦能充份发挥我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一开始，妻子陆洁对我调包头想不通。她说：“好不容易才回到北京的家，刚住上三年，却又得离开北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了。”不过她没有想到，只是那时她在本溪是单身一人，现在则是同丈夫、孩子一起去包头。
我同她谈了对刘斌的看法和我对反右运动今后的动向的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去了包头，虽然离开了她的父母亲，但去了包头，也就脱离了北京钢铁设计院目前闹哄哄的环境。说穿了，也就是离开了北京院这块在党委书记周某领导下的是非之地，这对我们全家是好事。陆洁对当时我们在北京院的处境亦有同感，明白了去包头是合适的选择。
我同刘斌协商后，确定了一批来自鞍钢院，有比较丰富钢铁工厂电气设计经验的技术干部调入包院。他们是：周基定、沈洪良、张怡年、周余德、王馥荪、于兆忠、朱治权等。接着，我向刘斌交代了党支部的工作，并将出差在外人员给支部的来信转交给刘斌。但我绝对让没想到是，在反右运动中刘斌竟利用这封信作为他晋升的手段。
院党委确定了调到包钢设计院的四百人后，我向党委书记王金栋辞行并征求他对我今后工作的指导。书记告诉我，出现计划科的黑板报后，院内有人打算将你打成右派，因该黑板报是计划处设计绘制的，同你没关系，我们没同意，你是我们保下来的。你虽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主动投身革命，相信共产党，并被派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在设计院内努力将你在苏联学到的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同事们。希望你到包钢后继续努力为建设包钢贡献你的智慧、并培养一批新的技术人才。
事后，我逐步得知在这次反右运动中，社会上有一大批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幸亏我有两顶红帽子：一、相信共产党，主动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革命。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心尽力，成为第一批派往苏联学习建设新中国的赴苏实习团的成员。这才侥幸过关，没有被打成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