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被人为低估

用足人民币汇率千分之五的浮动幅度，在这一范围内让市场去调节汇率，同时在资本项目的管制上进一步放开，支持民众和企业到国外自由投资

 

朱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中国统计局2010 年上半年经济数据甫出，就遭到了诸多质疑之声。尤其是通货膨胀率，统计数据表现出一切运行尚属平稳的景象，而人们感受到的却是愈演愈的物价飞涨。您怎么看待时下中国经济局势？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现在看来，依照投资、消费、物价的状况分析，2010年7月份出口增长，是由于出口退税的政策因素所致，之后的增长就很难说，第四季度可能会有很明显地下降。但是，增长降一点没问题，不要降得太厉害。中国经济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比较多，上一年信贷放得那么猛，都会产生一些问题。下一步，物价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房价涨幅远远超过各行各业，实际利率是负的；居民储蓄本世纪初是14 万亿，现在是21 万亿，而2009年发行那么多货币总是要起作用的，一旦通货膨胀起来会是什么结果？所以，未来不是那么乐观。

朱敏：在汇率问题方面，您主张人民币汇率不能再靠行政机制来制定，而是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重回有管理的汇率浮动机制，主要是基于什么理由？

张曙光：回首20 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较慢，事实上，人民币的汇率是被人为地低估了。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任何一个政策的实施没有不付出代价的，汇率机制调整对贸易、就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虽然，2005 年至2008 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1%，但是中国的出口还在增加，这并不能说明汇率的调整不会影响出口，而是说明影响出口的因素除汇率外，还有其他因素，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中国已经多次错过人民币升值机会，趁着现在出口形势逐渐好转，正是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人民币汇率不能再单纯依靠行政办法来操作，要真正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重回有管理的汇率浮动机制。我个人建议央行用足人民币汇率千分之五的浮动幅度，在这一范围内让市场去调节汇率，同时在资本项目的管制上进一步放开，支持民众和企业到国外去自由地投资。

朱敏：对于类似“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位”的提法，您怎么评价？

张曙光：我认为，一次升值可以解决目前的汇率问题，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太大。升值太快，中国经济可能承受不了，政府同样也不会接受。要一步一步来。

 

城市化：亟需配套改革

中国正处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重点和关键

 

朱敏：“内需”乏困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心头之痛。中国真正要启动内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实行真正的城市化。不过，就眼下而言，城市化究竟应该如何与工业化对接？

张曙光：近年来，我国经济“保增长”已取得良好效果，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速并不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才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走了一条外源工业化的发展路子，资源和市场都依赖国外，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也是以前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共同道路。外源工业化一方面造就了我国经济的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结构失衡，危及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和未来发展。因此，我们面临着发展方式和道路的转型和调整。我认为中国现在要转向内源城市化，就是要依靠内部的资源、市场，用城市化去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中国从依赖外源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转向依赖内源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是目前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

朱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化承载了改革和发展的太多期望。但是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诸多棘手问题，比如土地产权、户籍改革、社会保障等等。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认识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化？如何看待和解决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张曙光：事实上，现在的中国正处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说，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重点和关键。一个方面，城市化就是要减少农民，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所以，城市化一般都用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我们目前的城市化是半拉子城市化，1.45亿进城农民工和1.4亿住在镇区内的农业人口，都没有真正实现身份转变。另一个方面，城市化就是要扩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城市产业，把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在内的资源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和配置到工业和服务业中来。所以，城市化必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农业比重的下降和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以及城乡差别的逐步缩小。由于城市化的扭曲，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资源集中配置到了制造业，而服务业和城市生活相对落后。

朱敏：进城农民虽说还是“农民”，但是这个群体的构成似乎比较复杂。如何让这些人真正“城市化”？

张曙光：现有的农村人口可以分为几部分，我们可以逐一进行分析：首先是已经进城或打拼多年的农民工。这部分人中的70% 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没有城里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尤其是90 后农民工，情况更是如此。这一部分人愿意放弃土地，也最有可能放弃土地。解决的办法是如何拔除其在农村的老根，让其真正进城。其次是城市郊区的农民。现如今，城市的发展已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产和工作、劳动和收入、生活和消费，他们的土地有可能被城市发展所用，而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成为他们与政府和开发商争夺的直接对象，出现了许多的土地产权以及拆迁纠纷。这部分人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而这种产权利益的争夺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解决的办法是，把地给城市建设用，而把收益的主要部分给农民。再有就是真正的农民，主要是种粮的农民。他们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直接行动者和成本承担者。他们依靠土地和种粮为生，除了离开农村当农民工以外，这部分人不可能放弃土地。实际上，耕地保护真正要保护的也主要是这部分农民。解决的办法是如何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让农民自己去保护耕地。

朱敏：作为中国启动内需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城市化仅仅通过农村人口的减少，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吗？

张曙光：真正的城市化，不但要减少农村的人口，还要使进城的人口能够真正落地生根，有城市人的思想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这恐怕是一个最急于解决的事情，所以，与城市化相配套的户籍改革以及农民工的医疗、教育、特别是住等社会保障，需要政府有所作为。综合这些情况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在改革的次序上，我们是先产品市场化，后要素市场化。到目前为止，产品市场化已经基本实现，而很多资源要素仍然由政府管制和被国有企业垄断。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与政治权力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要素市场化改革要推进，没有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是很难进行的。

 

国企改革：究竟何去何从？

国家把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授予了垄断国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

 

朱敏：2009 年，财政部和国资委制定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今年起，国有资产收益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国家。不过，您认为该做法并不意味着前进。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曙光：从理论上说，租金、税收和利润是三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反映的是不同的经济关系。过去，我们把三者混在一起。30 年国企改革的进步在于，把税收和利润两个范畴分开了，国有企业是从统收统支变为照章纳税。但是，“租金”和“利润”仍然没有分开。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西方发达国家是有区别的，二者一致的地方都是垄断高价，不一样的是中国还有一个要素低价，资源要素被国有企业垄断，而资源要素的租金全部变成了垄断利润。

所以在我国，国有垄断企业高额利润的第二个来源就是资源要素租金。国家把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授予这些垄断国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例如，我国农垦系统有国有农场2000 多个，占地5.88 亿亩，全国大中型国有矿山企业占地0.113亿亩，都没有上交地租。我们的矿产资源，如煤炭、铁矿等，每吨国家只收8～24 元，这就大大低估了垄断者的成本，实际上是国家对垄断国企的利益输送。

朱敏：也就是说，国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实际上是由超额利润和垄断租金这两个部分构成？

张曙光：是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由于没有资源租金的概念，由于不向占用大量资源要素的国有企业收取租金，于是出现了两个荒唐的结果：一是国有企业把资源要素租金据为已有，租金变成了企业利润，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价值，也使得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考核失去了客观的依据。一方面，如果有外国投资者参股，就可白白多得股息红利，另一方面，如果并购重组，也会发生扭曲，特别是国企和民企合资重组，必然高估国企价值。二是与此密切相关，由于国有企业将国家租金据为已有，成为经营者经营努力的成果。这样，就为一部分人无偿占用全体人民的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资源要素租金养肥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国有大企业的经理们实行股票期权的基础和依据是经营业绩，是企业利润，把租金变成利润，也就提高了股票期权行权的价格。按说，租金是全民财产，人人有份，现在都被利益集团攫取了。

国有企业改革的要害就在于此，这个问题不解决，股票期权是扭曲的，企业并购重组也是扭曲的。

朱敏：前段时间，李荣融正式卸任国资委主任并自评问心无愧，“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在您看来，下一步国资委以及国企改革何去何从？

张曙光：其实，李融荣卸任退休，功在党国，愧对人民。现在，国有企业的状况并不好，大而不强，甚至是虚胀。9000 多亿利润不是国有企业纯粹的经营业绩，而是包括了资源要素的租金。有人估算了一下，大概一年的租金是14000 亿，比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还多。这样来看，其实国有企业并没有多少利润。给国资委脸上贴金，没有意义。

我认为，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收取资源租金的问题，而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则是第二位的问题。这不仅是问题性质上的不同，而且是解决程序上的先后。应当是先收租、后分利，收租与减税并行。因为，只有先解决了租金的收取问题，然后才能提出和解决利润的上交问题。否则，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仅如此，既然国家税收已经不少，收租就为减税创造了条件。由于租金主要是从国有垄断部门收取，而减税则是面对所有部门，在收租的同时减税，不仅能够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且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发挥和显现。

朱敏：还有一个可谓是追本溯源的问题，究竟应该把国有企业“定”在什么地方？

张曙光：国有企业是全民的企业，应该以利民惠民为宗旨，以厉行政府公共职能为手段。但是现在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惠民，而是为了国家经济安全考虑，实际说是为了政府的权力。按理说，国企应当承担政府的公共职能，国有房地产公司不应该去炒地皮、炒房价，而应该建设保障房。

 

住房问题：症结在财政体制

在房地产问题上，中央政府是心挂两头，左右为难；地方政府是全力推动。房地产调控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

 

朱敏：如今，社会最热的话题仍然是房地产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房产泡沫与其他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前所未有的数量，并可能形成大量投机库存，中国亟需连贯的房产战略，而非对投机行为不时发起不可持续的打击。您个人认为政府此次会坚持到底吗？

张曙光：在房地产问题上，中央政府是心挂两头，左右为难；地方政府是全力推动。房地产调控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

从4月份国务院出台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以来，房地产调控似乎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环节。在调控和反调控的博弈下，房地产市场形成了一种僵持的局面：交易清淡而价格上升，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

目前看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价环比变化不大，而同比上涨不小，4月份分别上涨12.8%和1.8%，5月份分别上涨12.4%和0.2%，6月份分别上涨11.4%和－0.1%，环比首现微跌。可见，房地产调控效果甚微。更何况，调控政策只能退烧，不能治病。既然不能治病，就有再次发烧的可能；再次发烧，病情就会加重，泡沫就会继续膨胀，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众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一旦泡沫破裂，房地产崩盘，对经济的危害是相当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有可能跌落50～70%，市场和经济也需要5～7年才能恢复，而日本泡沫破裂以后，至今20年尚未走出衰退。因此，研究资产泡沫的防范和化解问题是当前政府至关重要的课题。

朱敏：您一向坚持认为，经适房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平分配；与此似乎相反的是，却一直支持放开小产权房，使其合法化。个中原因是什么？

张曙光：所谓小产权房，指的是在农民的集体土地上建设的、由乡镇政府颁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也就是农民所有的房产。目前有关统计显示，全国住宅总量在186亿平方米左右，其中高达66亿平方米面积的住房属于小产权房，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规模不可小视。

但直到今天，小产权依然属于黑户身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小产权房的销售没有法律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基地土地建设住宅，有关部门不得向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

我认为，这些规定是违宪的。在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行政管制是管不住的。现在政府应该改变政策，采取办法放开小产权房。否则小产权房会越来越多。

朱敏：“小产权”房问题如何解决？

张曙光：其实，想解决也很简单。坚持实施把城郊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而把土地收益留给农民的原则和办法，就可以逐步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朱敏：具体有何建议吗？这毕竟也是个成系统的事情。

张曙光：我个人建议，采取新老划断，新建“小产权”房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放开，可以成为城市商品房开发的一部分；政府只要做好城市建筑规划就可以，比如，凡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坚决拆除。否则，城市规划工作不能得到改进和提高，政策的严肃性和可置信性无法体现，其实施后必然变得扭曲。

所谓符合城市规划，不仅有片区和组团规划，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建筑标准，包括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建筑质量、防火要求、环保和节能要求等。不符合片区和组团规划的一律不准建设，已经建设的要坚决拆除；不符合建筑标准的，有的要予以拆除，如密度过大、不符合防火要求等；有的要予以补足和改进，比如建筑容积率过低，造成土地浪费。这就对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白了，政府规划、标准部门要有作为。

关于开发方式，可以在按照规划办事的前提下放开。开发方式必然多样化，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发，还可以由政府组织城乡统筹开发。自己开发，收益自然归农民和集体，但国家必须征收相应的税费。根据已有的经验，合作开发和政府城乡统筹不仅要保证农民的住房权利，而且要为农民留下永久的物业。

新老划断以后，已经建成的“小产权”房在符合城市规划和交纳规定税费的前提下，承认其为合法的商品房，不符合城市规划的部分再逐步解决。

朱敏：事实上，关于住房问题，每年都可谓是社会争论议题，至今也没有争论出个结果。对此您有没有较为综合的解决方案？

张曙光：总体说来，在住房问题上，供给和需求都是有问题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房价上涨，政府也在推高房价，因为哪个地方的房价高，那个地方发展就快，推高房地产价格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从需求上，保障性住房只考虑城市贫困人口，不考虑进城的农民工以及外来的就业人口的需求。

所以，房价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现在的一套办法都有问题。其实想解决也不难，改革财政分配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政府不去考核GDP，改成考核廉租房建设，尤其是财政改革，给地方与其事权相应的财力，它就不会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就不会产生政府推高房价的行为。

朱敏：的确。如果财政制度不改革，考核机制也改不了，官员行为更是改不了，环环相扣。

张曙光：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两面用力：一头是征地，从农民那里抢夺；一头是从中央那里挖。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就是如此产生的，融资平台实际上是争夺金融资源，地方的大量债务倒逼中央发票子。

其实，改革开放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分灶吃饭，打破“大锅饭”，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现在的问题是官员的权力太大，掌控的资源太多，而且官员权力不是走向收敛，而是越来越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有些官员幸灾乐祸、自以为是，以为美国也在学中国。可是人家是自由过度、市场失灵；我们是自由不足、管制过度，截然相反，没有可比性。从政府过度管制这一点上来看，也许还不能说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

朱敏：关于房产税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到底该不该上、能不能上？现在看来，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

张曙光：房产税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我个人不反对，但是有前提：如果政府要立一个税种，必须相应减掉其他税种，因为政府税收已经很高，每年增长十分迅猛，所以必须结构性减税，一增一减，维持平衡，政府也容易接受和让步。再一点，增加的房产税不应上交中央和省政府，而应当留在地方基层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服务开支，这样基层政府也有积极性征收，老百姓也便于监督。

 

税收：“取民用民”是正道

税收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用到社会事业上、用在公共政策上。比如用于基础教育、用于基本医疗、用于社会保障，才是正道

 

朱敏：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结构性减税”不光是针对房产税，恐怕整个中国的税收体制都需要调整吧？

张曙光：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预算收入，主要是税收；另一个是预算外收入，很重要的就是各种收费。2009年土地出让金1.5万亿，虽然税收6万多亿，占GDP的比例20%多，但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亿元，宏观税负达到32.2%，已经相当高。

再者，国家的财政支出怎么能够增加老百姓的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各方面。回首这些年的发展，政府消费增长得很快，老百姓的消费远远落后于政府，那么政府的消费增长能不能约束住？

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一个相当“昂贵”的政府，所以政府应该“廉价”一点，少一些铺张浪费的事情，少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如果不解决社会监督的问题，仅靠纪检委和反贪局，贪污腐败会越来越多。

朱敏：现在政府收入那么多，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缺钱，而且社会保障还拿不出多少钱来，问题可能就出在您所说的这些地方。

张曙光：是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务之急。人常说，水涨船高。现在政府税收那么多、增长那么快，随之而来的是支出大幅增加和快速增长。然而，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支出。最近十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19%多。我觉得，税收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用到社会事业上、用在公共政策上，比如用于基础教育、用于基本医疗、用于社会保障，才是正道。

再者，行政事业费应当尽量节约。但是现在，政府的办公条件是最好的，政府支出的浪费也是最大的，仅公车一项的支出，一年就要花掉3000亿。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多，日子很好过，为什么不多负担一些基础教育，既然是义务教育，为什么国家不兑现、不实施呢？既然税收增长那么快，为什么税制不能改？既然政府税收来自纳税人的交纳，纳税人就有知情权，就应当提高财政收支的信息透明度，让老百姓知道，税是怎么收的，钱是怎么花的，花的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