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

直到我长到19岁，放了寒假，从北方的大学回到县城。某个上午，随便把自己发育得有些丰满的身体塞到褐绿色的连衣裙里，又把头发编成一个麻花辫，马马虎虎地安置在脑袋后面，准备上街买东西。我走过走廊时，母亲就坐在小凳子上，裙摆拂过，她正用小锤子敲着核桃，忍不住抬头，轻声地表示了讶异：咦，怎么这么好看？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很少称赞我。也许她也不觉得自己的女儿美。正如母亲不是厂里最令人注目的女人一样，我也不是最绚丽的女孩。关键在于，我们同时保持了这种天生的谦卑和自知之明，甚至是笨拙。母亲从小提醒我的过失，用严厉的态度和棍棒责备我，称赞我身边的人是多么听话和礼貌，而我是多么无知而粗鲁。她经常说，就是因为你的不听话，我才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导致了我深深的自责和自卑。

我假装心不在焉的样子，嘴里答应着，出去了。走过街上湿湿的石板路时，我开始猜测她是很久没有见到我的缘故。我已经是让少数多情小男生为我痛哭流涕的年纪。更重要的是，努力地和自己的自卑作斗争，发展出一种孤独、热烈、固执、茁壮、单向度的恋爱，我在灯下写冷酷而又磅礴的情书——导致了大量精力的浪费，和那些隐秘的长诗与歌谣的诞生。

我是在缺乏文艺的小县城长大的。我们一家都是老实寡言，胸无大志之人。母亲自认为卑微，我们当然也没有太多的梦想，每次写作文，都是，我希望长大了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或者成为一名光荣的清洁工。只有做梦。那时家里也还没有电视机，也许是出于寂寞，母亲偶尔会跟我讲她的梦。有一次她十分惋惜地说：梦到满地的的人民币！她非常高兴，竟然笑出声，到后来发现来不及捡就醒了，这让她万分懊恼。她梦见在她年幼时就去世的她的母亲，对我说，她真羡慕我和弟弟，因为我们还有妈妈，她却永远没有了。等到许多年之后，外公也去世了。而母亲也老了，她因为从小惧怕外公的威严，竟然是不敢梦见他。

外公是长子，母亲是长女，我也是长女。母亲可能是我们当中最有胆识的。她小学没毕业，17岁就随着招工队，与她的侗族同乡们离开三江县城，来到几百里地之外的琅镇，成为了琅镇糖厂的一名女工。那时她还只是一个不懂汉语的年轻女孩。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扎根下来，又如何生下我们，把我们带大，让我们幸运地在汉族人的学校读书上学，同时督促我们不要忘记过侗语的发音。我只知道，她敢一无所有地离开家乡，放弃了耕地和织布，就是一个勇敢又诗意的人。

当时方便面刚刚诞生，她就花了四毛钱，买了一包“华丰面”。我之所以对此印象十分深刻，是因为方便面的包装袋上印了一个硕大的闪着油光的鸡腿，拆开包装，却完全看不到那条鸡腿。我们隆重地围在屋子中间，简直是有点象祭祀似的，用一口小锅仔仔细细地煮熟了那一小包面。最后我们母子三人，还有一个肥嘟嘟的堂姐，一起分享了这碗划时代的华丰面。这充分证实了母亲当年是一个勇于尝试的人。等到我们长大，她变得保守又固执，什么事情都要反对，逼得我在15岁那年离家出走，变成了小镇上的一名疑似叛逆少女——这是后话。

弟弟

我不记得弟弟是怎么来到我家的了。我还不到三岁，有一天妈妈问我，想要一个弟弟还是一个妹妹。邻居蓉蓉姐才比我大一岁，却比我机灵很多，她就撺掇我，要妹妹。于是我们就围着我妈，叽叽喳喳地吵着要妹妹。

于是我妈消失了好几天。她回来的时候，弟弟也来了。我不是太满意弟弟的。他很象我们的远房亲戚，突然来了，就不再走了，从此世界就围着他转了。大人们坐在席子上围着一个不会讲话，也不会走路的，脑袋大得出奇的东西，我简直是很看不起他呢。

那时弟弟还不会说话，整天傻乐。我很小的时候就早已经是妖精一个。眼睛大大，下巴尖尖，在外叔叔阿姨叫得比蜜还甜，偶而挣得阿姆们的糖吃，在内负责听母亲的梦，还要和幼弟争宠。

从我们的百天纪念照片来看，弟弟注定要比我笨一些。我经常用父亲村子里一个白痴的绰号来叫他，恶毒地打击他。我怀疑正是在我的打压之下，他很晚才学会了讲话，因为我经常抢他的话，他都没有发言的必要。事实也是如此，弟弟的考试排名远远比不上我。他却比我漂亮很多。他的头很大，比一般小孩要大，为此我嘲笑他是“大头木佛”。他集中了父亲和舅舅的优点，后二者几乎算得上是侗族当地人的美男子，所以他第一天来到幼儿园的时候，整个幼儿园都轰动了——大家都抢着去亲近他，拉他的手，就跟对待现在的“超女”、“快男”一样。弟弟对于这种的民众的狂热多少是有些惊讶，他有些迟钝，这样反而显得淡定又庄重，从而获得更多的爱戴。我当然是很势利地挤在他身边，希望大家看出我们的亲缘关系来。

我经常欺负弟弟。最常见的例子是，妈妈上班前，经常会分别发一个葛薯给我和弟弟打发时光。我把我的藏起来，然后劝诱他吃掉那个葛薯。弟弟也不傻，他说，葛薯在你手里。我便伸出左手，说，没有。他便说，在那一个手（他还没有分左右），我就把左手藏到身后，伸出了右手——没有。这样弟弟就信服了，开始吃他的葛薯了。我忍着欣喜若狂的心情等他吃完，再把葛薯拿出来炫耀，说，看，我还有一个！弟弟就委屈得哭起来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是相当科学，相当公平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小小的葛薯，说明的是偌大中国的国情问题。

我和弟弟有过一张看起来挺忧郁的合影。那是少有的一个星期天。妈妈带着我们去到郊外的“南山寺”，请半山腰的照相师傅给我们两个照了一张相，要给远方的爸爸寄去，让他看看她这位饲养员的成果。那座寺庙，传说是汉代的一座坟，还有着喀斯特地形的钟乳石，和北部的桂林一样。那些石头因为太久远了，有的已经连接在一起。

我的裙子是妈妈用几块碎布裁的。脖子上的细珠是央了很久才买的。那是我在幼儿园唯一的首饰。塑料拖鞋是红色的，上面有着蝴蝶。头发是妈妈梳的（我妈给我梳头时很温柔），头花也是红色的。我的阳伞很扎眼，彩色的，会夹手，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事物之一。

从照片上看，弟弟的头确实很大。他的衣服也是妈妈用缝纫机做的。看见衣服上的花边了吗？那是我们童年时期的奢侈品。我的弟弟手里拿着玻珠糖，照相的时候太入神了，糖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等我上了小学，有人在公园的山洞里增添了一些哈哈镜。那也是让我害怕的事物之一，我看到了变形的自己，让我又惊骇又羞愧——我从没有在哈哈镜前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