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背后（二）——老内圣能不能开出新外王？

       身处“五千年来一大变局”，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避近代中国积贫落后的现实。任何一个学人，都不再仅仅是“学问中人”，而必须充当“问题中人”的角色。而要在文化的根源上改变这种现状，似乎只有两条选择：一、将中西方文化这样一个地域、空间层面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时间纬度上的概念，纳入到同一个进化论链条之上。二、重新挖掘传统，对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地改造，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

　　 激进派无疑是进化论逻辑的忠实拥护者。自从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汉语在中国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逻辑就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西方人和中国人好像都同时意识到：文明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而西方正处于这条链条的前部，而中国正处于后部。在这样一个毫无弹性的链条面前，后来者唯一可做的，就是努力向前部靠拢，别无他途。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进化论逻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正如恩格斯所说：“西方向东方昭示的是后者未来的发展图景。”于是，西方和中方这种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在“坚船利炮”的威慑下，被偷换成了时间轴线的进步与落后、古典与现代的差别。正如丁文江所说：“人类的进化史同小孩子的发育史是一样的性质。……进化一天没有终止，我们一天不必悲观，拿过去推测将来。……反进化论的人生观，是事实上无立足之地的。”
　 而作为本位文化的捍卫者和守护者，保守派无疑无法接受这个所谓“落后”的事实。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坚持了本民族文化本位的自觉性：我们学习的仅仅是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已，而安身立命之本还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可问题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仅仅是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而是扎根于西方文化血液中的东西。科学，乃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文化预设；而民主，则是一种以个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二者绝对不仅仅是“用”和“术”那么简单，一旦吸收，必然就会上升到“体”和“道”的层面。而这，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保守派开始出现了第二代——新儒家。同第一代学人相比，新儒家不再纠缠所谓的“科学观”和“人生观”问题，而是返璞归真，以“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为归旨，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和转换。而当时，亚洲，特别是“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无疑让新儒家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曙光。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发现“道统”中的恒久价值，然后微言大义地引申出“政统”（民主）和“学统”（科学）。意思是说，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民主和科学不是外在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蕴含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之中的。现在的任务就是将其挖掘出来，而不是去移植西方的文化。因为一项技术可以引进，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但文化绝对不能移植。正如牟宗三所说，“第三期儒学”的“文化要命”就是要返本开新，进行“良知的自我坎陷”。主要有三点：一、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无疑坚守了“道统”这一中国文化的命脉，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用这个“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学统”和“政统”，以期完成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可是，既然首肯了“道统”的不可撼动的地位，又对自己的“文化使命”有着强烈的期待和目的性，论证起来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和牵强附会。这正是新儒家的死结。正如几何学上的证明题，知道了前提和给定的条件，也知道了需要证明的结果，我们通常就会用反证法。可是，文化阐释不同于几何论证，所谓的创造性转换也不是重申几个经典教条。否则，这种所谓的创新和阐释只能停留在几个学者的书柜和字面上，而无法契合整个华夏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之前康有为进行的“托古改制”，已经证明了这种策略的失败和破产。他虽然声称在孔子那里发现了“天下大同”和“君主立宪”，也给出了一番论证，结果又怎么样呢？他虽然改变了书本上的孔子，给孔子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但是，亿万中华群众心目中的孔子仍然还是穿着长袍大褂，没有丝毫的改变。
　　 新儒家陷入的尴尬正在于此。一方面，他们对本位文化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对所谓的“学统”和“政统”抱有太强烈的期待。正如我们读一本书，当先入为主的时候，阅读起来就不可能带有“偏见”；情感投入太多了，就不可能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所谓“新儒家”，本来就是以海外为研究中心的，他们远离中国大陆，在外来文化严重冲击的环境中，有着更加强烈的“文化归属需要”。比如，1958年，新儒家的四个代表人物——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方东美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书》，对中国文化的“道统”进行了情真意切的呼吁：

　　 
　　 我们首先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为忘了这些，便不能把此过去之历史文化，当作一客观的人类之精神生命之表现。遂在研究时，没有同情，没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能继续发展下去；更不会想到：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之亦发生一些同情和敬意。

　
　　 可是，一种文化如果真的是“活的生命”，真的是“永恒的精神”，为什么非要通过“恳求”的方式去博取大家的认同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又何必让我们充满“同情”和“敬意”？尼采好像告诉过我们，那些让人同情的，都是弱者；那些让我们充满敬意的，都是一些过时的东西。因此，新儒家的国学研究，是以“道统”统摄“学统”和“政统”，是用“内圣”的道德哲学来统摄“外王”的政治哲学，是带着过多的民族情感来笼罩国学研究，近乎失去了理智和客观。最后的结果只能如殷海光先生所说的那样：造成“价值之幕对事实判断的捕杀”。由此，新儒家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地批评。而他们所谓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成了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体认，另一方面又是单相思式的一厢情愿地独白，成为了他们掉影孤行的真实写照。而对于“民主”、“科学”的过多期待，更是折射出了那一代学人浓厚的自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