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傅老师
东城的玉河公园落成了。开春后,什刹海的碧水沿着新开掘的河道向东南流淌,两岸粉墙绿柳、石桥琐窗,那是都市中的别样风景。
其实这里早先是御河河道,公园再向南,在原河道的拐弯处,还曾架着一座木桥,人称东板桥。过桥向右一拐,就是东板桥小学了。只是五十多年前我进小学读书时,这里的河道刚被填平,桥也拆了,只有校名未改。
东板桥小学很小,前后三个院落,大概是从一所大宅院中隔出来的;中院、里院还保持着四合院的格局。一共七八间教室,学生最多时十几个班,低年级是“二部制”(即只上半天课,两个班轮流使用教室)。不过从校长、主任,到老师、工友,大家齐心协力、十分敬业,学校工作永远秩序井然,教学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学校。
记得刚上一年级时,学校没有电铃,在中院过道的木架子上悬挂着一只铁磬。每当上课下课,工友王叔叔就拎着一柄斧头,击磬为号。磬声响亮悠长,至今萦绕在耳。可惜这只铁磬在两年后被投入大炼钢铁的土高炉中。以后上下课便改由工友摇铃。等学校安了电铃,我也快从这所小学毕业了。
校长姓傅,是一位神色蔼然的中年人,说话声音不高,却十分有亲和力。现在回想起来,我总会把他跟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如电影《早春二月》中的萧建秋。他那身整洁的毛蓝色中山装,如果换成长衫,似乎更合他的气质。在这样一位校长的领导下,学校中那种淡定从容、和谐整肃的氛围,是可以想见的。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学校院子里长着几棵枣树,结的枣子又大又甜,是掉到地上就碎裂的那种。校长召集师生开大会,提出:同学们不要随便打枣,等枣子熟了,会分给大家的。校长讲话时,声音依然平和,态度也不严厉,可同学们都记在心上。枣子快熟了,有的随风掉落,哪怕砸到同学头上,同学也会立刻捡起来,跑去交给老师。
终于有一天,同学们还在上课,几个年轻老师开始在院子里打枣。放学时,各班同学排好队,由老师用带把儿的小搪瓷缸子为同学们分枣,每人一满碗,不多不少。
放在今天,我们的“小皇帝”、“小公主”没人会理会这种低级水果。可是在那个年月,能吃到这么甜的枣子,无论对大人孩子,都算是一种享受。不过在我们这所小学校里,从校长到老师,竟没人想到利用师长的地位权力,把这种“甜头”占为己有、私下多分。堆成小山的枣子被平均分给在校的每一个学生,从一年级刚入学的新生,到马上毕业的师哥师姐;从品学兼优的乖孩子,到让老师头疼的淘气包。
这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不曾伴随高调的张扬,也不曾暗示同学们感恩,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才是最可贵的。
前些日子,几位年届六十的小学同学再次聚首,当年的少年,如今多数已从工人、干部、医生、教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一位曾在国务院工作的同学,说到自己廉洁从政的经历,颇为骄傲。我忽然心生感悟,插言说:你的平等意识、清廉作风,源头就是当年东板桥小学那一小搪瓷缸子红枣呀!
感谢东板桥小学,感谢东板桥小学的老师员工们,尤其要感谢傅校长。他平时总要纠正我们,不让我们喊他“校长”,要叫“傅老师”。我翻出小学毕业证书,上面用小楷端端正正签着傅老师的名字——傅良勋。
如今,由于动迁,东板桥小学早已拆成一片废墟。可站在废墟前,我脑子里的影像依然清晰:浓荫遮蔽下的体操台、果实累累的枣树、一个个亲切熟悉的身影:傅老师、潘老师、谢老师、黄老师……铁磬的敲击声从历史中传来,依然清脆而悠长……
这张照片不知是哪年拍的,猜想大概是文革前的一两年吧?前排左起第二人是傅老师。此照片是从朱天纯先生的网页上获得的,朱天纯是我小学同学朱天绮的弟弟,在此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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