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傅老师

东城的玉河公园落成了。开春后，什刹海的碧水沿着新开掘的河道向东南流淌，两岸粉墙绿柳、石桥琐窗，那是都市中的别样风景。

其实这里早先是御河河道，公园再向南，在原河道的拐弯处，还曾架着一座木桥，人称东板桥。过桥向右一拐，就是东板桥小学了。只是五十多年前我进小学读书时，这里的河道刚被填平，桥也拆了，只有校名未改。

东板桥小学很小，前后三个院落，大概是从一所大宅院中隔出来的；中院、里院还保持着四合院的格局。一共七八间教室，学生最多时十几个班，低年级是“二部制”（即只上半天课，两个班轮流使用教室）。不过从校长、主任，到老师、工友，大家齐心协力、十分敬业，学校工作永远秩序井然，教学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学校。

记得刚上一年级时，学校没有电铃，在中院过道的木架子上悬挂着一只铁磬。每当上课下课，工友王叔叔就拎着一柄斧头，击磬为号。磬声响亮悠长，至今萦绕在耳。可惜这只铁磬在两年后被投入大炼钢铁的土高炉中。以后上下课便改由工友摇铃。等学校安了电铃，我也快从这所小学毕业了。

校长姓傅，是一位神色蔼然的中年人，说话声音不高，却十分有亲和力。现在回想起来，我总会把他跟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如电影《早春二月》中的萧建秋。他那身整洁的毛蓝色中山装，如果换成长衫，似乎更合他的气质。在这样一位校长的领导下，学校中那种淡定从容、和谐整肃的氛围，是可以想见的。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学校院子里长着几棵枣树，结的枣子又大又甜，是掉到地上就碎裂的那种。校长召集师生开大会，提出：同学们不要随便打枣，等枣子熟了，会分给大家的。校长讲话时，声音依然平和，态度也不严厉，可同学们都记在心上。枣子快熟了，有的随风掉落，哪怕砸到同学头上，同学也会立刻捡起来，跑去交给老师。

终于有一天，同学们还在上课，几个年轻老师开始在院子里打枣。放学时，各班同学排好队，由老师用带把儿的小搪瓷缸子为同学们分枣，每人一满碗，不多不少。

放在今天，我们的“小皇帝”、“小公主”没人会理会这种低级水果。可是在那个年月，能吃到这么甜的枣子，无论对大人孩子，都算是一种享受。不过在我们这所小学校里，从校长到老师，竟没人想到利用师长的地位权力，把这种“甜头”占为己有、私下多分。堆成小山的枣子被平均分给在校的每一个学生，从一年级刚入学的新生，到马上毕业的师哥师姐；从品学兼优的乖孩子，到让老师头疼的淘气包。

这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不曾伴随高调的张扬，也不曾暗示同学们感恩，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才是最可贵的。

前些日子，几位年届六十的小学同学再次聚首，当年的少年，如今多数已从工人、干部、医生、教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一位曾在国务院工作的同学，说到自己廉洁从政的经历，颇为骄傲。我忽然心生感悟，插言说：你的平等意识、清廉作风，源头就是当年东板桥小学那一小搪瓷缸子红枣呀！

感谢东板桥小学，感谢东板桥小学的老师员工们，尤其要感谢傅校长。他平时总要纠正我们，不让我们喊他“校长”，要叫“傅老师”。我翻出小学毕业证书，上面用小楷端端正正签着傅老师的名字——傅良勋。

如今，由于动迁，东板桥小学早已拆成一片废墟。可站在废墟前，我脑子里的影像依然清晰：浓荫遮蔽下的体操台、果实累累的枣树、一个个亲切熟悉的身影：傅老师、潘老师、谢老师、黄老师……铁磬的敲击声从历史中传来，依然清脆而悠长……

这张照片不知是哪年拍的，猜想大概是文革前的一两年吧？前排左起第二人是傅老师。此照片是从朱天纯先生的网页上获得的，朱天纯是我小学同学朱天绮的弟弟，在此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