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现象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与思想根源。苏东剧变之后，传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了挫折，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方案，在中国成为重建社会认同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而这在理论上，则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以来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即强调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认同，而对社会主义本身则持一种悬置的态度。同时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也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新阶层”）的崛起密切相关，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代表或表达了这一阶层的愿望，即在国际上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而在国内则通过虚构“同一感”强化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言人”。

      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一种社会认同，对外是相对于 “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全球化”等普遍主义思潮，以及“亚洲主义”等区域认同的社会意识，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则主要相对于地方主义、家族意识以及某些民族的民族意识，强调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整体性。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是一个现代问题。在传统中国，民族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身份区分，在儒家的“天下观”中，是否认同儒家文化是区分“蛮夷”与“中国人”的主要标志，也即对“中国人”的认同，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态度，而不是语言、习俗、居住地区等现代民族意义上的区隔。近现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入侵以及中国的空前危机，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中国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国也由一个“帝国”转化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

      鸦片战争以来，沦落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民族独立，在这一意义上，民族主义成为现代中国政治与思想上的核心问题。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之中，民族主义便是重要的一项，但孙中山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也经历了由针对清王朝的“排满”到反抗帝国主义或外国列强的转变，也即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国际主义”是其内在的一种诉求，但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熟期，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其理论视野内，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对民族独立的追求，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一样，是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两者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而中国共产党所负担的民族独立，是脆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的，这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次合作的理论基础。由此，民族主义便成为共产党内在理念的一部分，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其国际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少，而民族主义的因素则越来越多。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寻找“中国自己的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产生的，是在对帝国主义侵略、剥夺的反抗之中形成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其内核有其合理性与正义性，这一点与日本、德国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不同，也与美国、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或“大民族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指出这一点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在当前的语境中，“民族主义”时常会被视为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而忽略其积极意义。

     199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对1980年代“世界主义”思潮的一个反拨。在1980年代的思想视野中，“走向世界”、“走向海洋文明”、“走向蓝色文明”成为时代的主潮，在“文明与愚昧”的理论框架下，中国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一方，只能与“世界”接轨，融入主流“文明”与世界秩序。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与控制的不公平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是由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等不同层级构成的金字塔型结构，这是一个压迫式、掠夺式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个国家的富裕或“文明”，主要取决于它在这一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与第四世界剥夺的基础之上的，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显得“文明”，则主要来自它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以及对话语媒介、话语规则和话语权的垄断。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在这个结构中只能处于底层，所以无论“走向世界”的愿望多么强烈，被“世界”接受的只能是廉价商品，只能以“打工者”的身份为全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工。在这样一种境遇下，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必然的，从《中国可以说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奥运会前的抢夺圣火事件，以及《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可以看到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不绝如缕，及其高涨。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也必须对其可能产生的弊端与危害有一种清醒的认识。首先，在国际上，我们应该防止“民族主义”转化成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主义都是防守型的，但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警惕“民族主义”的消极性，避免在与他国的关系中复制压迫性的结构，近代以来我们深受列强侵掠之荼毒，对弱小民族的处境有切肤之痛，我们不应该再将这样苦难转加到其他国家。同时，我们也应该致力于改变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不应将抱负仅仅局限于民族利益，而应该有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以促进人类社会更加公正与美好。

     其次，在国内也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国内的阶层分化问题，一个是少数民族问题。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但并不承诺解决内部各个阶层的自由与民主问题，实际上它只是处于上升阶段的“新阶层”的利益诉求，它成功地将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讲述为民族的普遍利益，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因而我们对“整体性”必须保持足够的警醒，不能沉浸于整体的中国感之中，而必须对国内各阶层的现实处境有切实的了解，对贫富分化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裂”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对处于底层的民众有足够的关切与扶住，并焕发出他们的主体性。只有这样，中国的“崛起”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而不只是某个阶层的崛起。

     少数民族问题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按照“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每一个民族都有组织民族国家的权利，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做出不少批评，从而助长了少数民族分裂与分离主义的发展，发生在西藏与新疆的骚乱也由此而来。但“民族自决权”主要是一种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理论，而不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制造分裂，即使在理论上，“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仍是不可逾越、不可让渡的底线。另根据汪晖等学者的研究，发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现代中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传统，对少数民族采取“和而不同”的治理方式，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同时在实践上也避免了民族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屠杀、冲突，如发生在中东、南斯拉夫等地的流血悲剧一样。因而相对于强调分离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强调民族融合的中国政治传统以及“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区域自治，更具有优越性与合理性，而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对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对世界上其他多民族聚居区域或许也具有启发性。

     在当前中国的思想界，民族主义思潮具有极为强劲的影响力，其类型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他们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就其根本而言，乃是从不同角度强调中国的主体性，以应对处于剧烈变动中的中国与世界。民族主义的强劲影响，也使其他思想派别不得不予以回应，“新左派”、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想派别在面对这一思潮时，其内部也在不断分化或重新整合，形成了更为活跃，更为纷纭复杂的思想局面。这可以说是中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在思想与政治上更为自信的一种表现。但在这里，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即我们该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社会主义传统的关系。面对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思考的角度与答案。在这里，我不想对学者们的思考一一做出分析，只想简明地阐明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回复到过去的某个时代（古代中国，或者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而是我们必须面对新的时代，提出自己的思想命题并做出回答，所以必须继承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同时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汲取养分，重建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既要打破传统中国社会的尊卑等级秩序，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更为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型关系，同时也应该保留传统中国人之间“熟人社会”的亲密感，而有效地避免当代西方以资本为核心的等级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态度。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与社会主义传统，其经验与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我们只有以学术的态度而不是以偏见或意识形态的态度去面对，才能看清来路的曲折，并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有其内在的逻辑与合理性，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地加以批判，也不能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而充分肯定，而必须在充分了解其内在机制与肌理之后做出取舍，而这方面需要深入的研究与阐发，同时也并非某一个时代所能“一蹴而就”的，比如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的时代与五四时期是迥然相异的，但我们的判断与五四时期是有内在关联的，只不过时势不同而已，或许正是在这样不断的阐发中，传统文化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而在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知识分子无疑应该为所置身其中的“共同体”提供新的命题及个人的思考，但同时也应该有更为开阔深远的视野，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一种清醒冷静的态度，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