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播出时间：大年初十（2月23日），央视新闻频道晚间9：30分。

 

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段文杰。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去他向往已久的敦煌。

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的消息，在兰州他见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他对段文杰说，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1946年的冬天，人们在兰州街头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那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经等候一年了。他坚信常书鸿会回来的。就是这个冬天，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著感动得满眼泪水的常书鸿。

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大漠隐士”，成为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权威。

    

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和段文杰同时期到来的几位画家大多来自四川，和四川的雨雾天相比，敦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太阳。欧阳琳刚来的时候只有23岁。

如果说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那么他们从事的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人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

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们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此时的敦煌研究所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到1948年初，他们绘制了壁画摹本800多幅。

从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龚祥礼、董希文、张琳英等12人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又有自愿来敦煌的段文杰、郭世清、沈福文等8人；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敦煌临摹，史苇湘从四川来敦煌，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批批年轻人的到来给敦煌带来了生机，给敦煌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

   

段文杰先生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他的回忆里，记得最清楚的永远是洞窟，是他临摹的画。段文杰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他为壁画临摹定下的原则是：客观再现原作面貌，要突出原作的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1958年段老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从此，日本源源不断的赶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开始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说，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本文化的故乡。

1909年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们在全力以赴地抄写伯希和从敦煌拿走的文物，中国人抄写属于中国的经卷，作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凉可想而知。敦煌遗书的精华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学者追寻、抄写与研究海外文物的过程。

上个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举家东渡扶桑。在日本京都一住就是8年，他们闭门治学，埋首于敦煌遗书和甲骨文的整理研究之中。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说，要想做一部目录索引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网罗齐全几乎不可能，因为敦煌学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有人在研究。1981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作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

           

1978年的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敦煌学的早春天气终于来临。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问起敦煌文物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所长段文杰回答说，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邓小平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

人们对敦煌研究院的几代领导人都有一个称谓，常书鸿被称为是“敦煌守护神”、段文杰是“大漠隐士”。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人们称她是敦煌的女儿，不仅因为她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度，更是因为她对敦煌投入的情感。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她这一待就是23年，在洞窟，几乎天天能看见樊锦诗的身影。对每一个洞窟的壁画和塑像，她如数家珍。

1983年8月15日，是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学专家的倡议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苦苦等待了多少个春秋，中国学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它预示着中国敦煌学的崛起。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担任院长。对石窟保护、美术研究、历史考古，敦煌遗书等项目分别成立了研究所。随后，全国也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和学术团体。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敦煌学家跨出国门，先后出现在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

1987年9月20日，敦煌学终于回到了她的故乡，“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当季羡林说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各国的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守望敦煌，“守望”两个字，让人看到了坚持和无悔。他们爱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们早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从不曾分开。

   

1964年来帮助工作的李仁章，到敦煌仅仅三个月后的一次事故，他就长眠在了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的妻子龙时英。

常书鸿，在敦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1994年7月，他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到敦煌，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要与莫高窟永远相伴。

还有毕可、窦占魁、许安、赵友贤······等等。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

敦煌艺术，依然默默地穿越历史时空释放着耀眼光芒。       

 

 

一友人看《敦煌》后作诗一首：

 

《元曲新述（天净沙）·一鸿》

一鸿尘归敦煌，三危山下牵肠，共此地久天长。

君莫忧伤，已是满眼霓裳。

 

（连看央视《敦煌》，撼动，昨夜逢常书鸿一集，明了其子嘉煌曾言之恸，遂作此感叹所有敦煌的守护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