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在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要说到“文字狱”的最无厘头的话，则非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莫属。就在所谓的后代大肆颂扬的所谓“康乾盛世”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对文化思想钳制最厉害的一段历史时期，其严厉到近乎变态的程度了。

大清的“文字狱”案件是历朝历代最多的，也是最严厉、最血腥的。我们只要看下面这一在大清朝“文字狱”案中并不最有名的一案就可以知道其有多么的可怕和血腥了。

１７７７年４月，江苏东台县的一个名叫徐食田的人与其兄弟因土地买卖纠纷被同时人所告发，告发的罪行就是兄弟两个家里藏有其举人祖父徐述夔有违禁文字的文集《一柱楼诗集》。

结果官府拿来《一柱楼诗集》一查，果然发现问题多多。

据说，徐述夔自小就有文名，他自己也是自视甚高，然而，却是乘兴不第，自然有些牢骚满腹。他所建的一柱楼挂有一幅紫牡丹图，他在上面题诗曰：“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夏天晒书，见到风吹书页，老先生又诗兴大发，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喝酒的时候，见到酒杯底下有万历年号，老先生不免又大发感慨，曰：“复杯又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晚上睡觉，听到老鼠咬啮衣服，老先生也恨恨的骂：“毁我衣冠皆鼠辈，捣尔巢穴在明朝”。还有更厉害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句句都是反诗啊。

老先生如果随口吟诵一下也就算了，偏偏还敝帚自珍的留了下来，这下可好，抓了个现着。　　

于是徐述夔被定“大逆不道之罪”，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父子被枭首示众并“锉碎其尸”；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等五人被处斩监候，秋后处决；涉案人江苏布政使陶易在审判过程中死于狱中；扬州知府谢启昆发往军劝效力；东台知县涂跃龙杖一百，徒三年；沈德潜（系同乡，当时已经去世）革去礼部侍郎、尚书加衔信谥号“文悫”，御制祭葬碑仆倒，撤去乡贤祠牌位。

而办理这一“大案”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刘墉，人称刘罗锅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