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一明一暗的两个细节值得严重关注和思考，我们所依赖和自豪的“人口红利”出现了危机。这对我们的未来经济（模式）和投资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用工荒”预警 “人口红利”步入慢车道
虎年伊始，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用工荒”现象。据有关媒体报道，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城市用工缺口超过200万人，就连安徽这样以前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开始出现缺工现象。对此，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以缓解眼下的用工紧张情况。这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
这场肇始于2004年的沿海地区，如今已逐渐演变为全国现象的农民工“用工荒”，正在警示我们所谓的“人口红利”优势已经在逐渐丧失！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大，并因较便宜的人口要素价格成为推动该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在经济学中，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劳动力工资便将出现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因此，“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行将结束，人口红利将异化为人口负担，因为老龄化时代将接踵而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基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在起步发展中收获成本优势。然而，人口红利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根据此前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之后总量将逐步下降，预计2030年或将下降到67.32％。目前频频出现的“用工荒”无疑将推动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上涨，从而导致那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丧失成本优势，而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农民工劳动成本的提升也将对吸引外资和出口竞争造成很大影响，从而倒逼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更有效率转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用工荒”蔓延，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企业的日子变得越发不好过，要么加快技术和产业升级，要么面临倒闭或者向中西部地区迁移。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然而当前沿海地区大规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断蔓延的“缺工潮”，使得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缺工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变“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这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用工荒”，要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红利”总量将步入下降通道，预计2030年或将下降到67.32％。仅以第一人口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为例，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就已明显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200多万，2008年为180万，2009年不到110万。专家预计到2013-2014年，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将达到峰值。
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劳动力工资便将出现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劳动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一般而言，“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通过四种机制：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
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前两种机制发生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与此同时，中国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可见，“人口红利”在中国还只是停留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真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毫无疑问,“二次人口红利”再造，将会通过加速人力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发展阶段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