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失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窗口
2010年01月28日 14:24:21 来源：新华网
据《财经国家周刊》，国民收入分配调整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兼具现实紧迫性和长远的战略考量
新年伊始，中央政府密集发出的有关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声音格外引人关注。1月8日、10日、11日、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以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先后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
中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率先复苏势头基本确立。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收入分配调整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兼具现实紧迫性和长远的战略考量。
如果说改革开放让国家财富迅速积累并变现，那么，在新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命题里，国民财富与国家财富的分配比例失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主要因素，严重制约着内需启动，通过国民收入分配调整改革让全体国民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是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调整方面已经在渐次推进。2009年振兴经济一揽子计划的投向中，农村民生工程、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保障性住房等方面都是重点领域。同时，财政部门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提高城乡低保对象、企业退休人员和优抚对象等群体的补助水平。
同时必须要看到，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扭转。
国家发改委一项调查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这些差距包括：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而城乡差距最为明显：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
在初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这三个主体中，国家和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劳动者。数据显示：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
有学者分析，从1996年到2005年间，居民分配比率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65.3%下降至2005年的58.9%；企业分配比率不断上升，由1996年的16.7%上升至2005年的22.7%；政府分配比率不断上升，由1996年15.1%上升至2005年的17.3%。这表明，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下降。
财富绝对平均的社会可能会失去前进的动力，而社会财富差距过大肯定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改变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格局，再也不能延缓。
从收入分配人群来讲，应进行"调高，扩中，提低"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构建。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补贴，加强社会保障支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府公共支出应该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教育、社会福利等支出，而且这方面的支出应大大超过其他方面的支出和GDP的增长。
虽然近几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增长，但是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很大差距，目前我国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约占30％左右，而西方国家大都在60％以上，有的甚至更高。
另一方面，在财税体制改革上也要有新的突破和推进，结构性减税势在必行。这包括加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减税力度，也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
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个人所得税作为累进税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起到明显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主力税种。在中国，个税改革也早已纳入到财税体制改革大框架之中。
纵观近年来个税法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了税前扣除额（通称起征点）的上调。群体眼球持续关注于此的后果，可能是对个税实实在在深远改革的忽视和隔离。事实上，个税改革的大方向数年前便已相当明确：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减少累进级距；规范征税范围，适当扩大税基；努力创造征管条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力度。
个税改革是当下收入分配体制中薄弱的环节，亦是收入差距过大的制度性缺失的一个表现。
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我们更加强调初次分配的调整和改革。道理很简单，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真正加以扭转。
而在初次分配中，最迫切又最棘手的问题，是对垄断所带来收入分配扭曲的调整、改革。一方面，大型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特征的国有大型企业，他们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近年来明显提高，自然垄断和特许权垄断赋予这些企业的利益的不断强化，使人担心国有资本被垄断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风险。
另一方面，比如说在土地市场上，政府垄断和行政配置代替了市场对土地的分配。土地升值获得的收益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同样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扭曲。
因此，应该把企业利润、社会财富更多更合理地分配到民间，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固然重要，但与之相伴的改革更有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要防范"拉美陷阱"现象在中国的出现，我们更要集中精力各个击破重点难点焦点问题。
改革难免阵痛，但惟有符合大方向的改革，长远看才能让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即便因为宏观形势的空前复杂性，要把握好时机、力度，但一些涉及到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仍应扎实推进，而不可避实就虚。积极改革的同时，要格外重视配套政策体制，系统地解决系统问题，防范系统性风险。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艰难时刻往往是改革良机。
以财税体制改革为例，1993年，正是在中国财政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极度吃紧，中国经济高度脆弱的情况下，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以税收体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得以推出；1998年前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悄然启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并明确提出了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方向和战略。而上述改革对中国近10年来的繁荣稳定的意义是显然的。
时间窗口再度打开，复杂形势下，更需清醒和前瞻性的认识与判断，更加需要改革的勇气、魄力和平稳推进改革的智慧。(财经国家周刊 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