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赛林格的近和远
杨于泽
1月27日，天才作家塞林格在一个美国小镇去世，享年91岁。中国与赛林格是有距离的，这距离原来很远，现在是既近又远，其中有一种辩证法。
他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主题是什么？小说的主题可能并没有“终极真理”，但一定有更接近真理的解读。中国近30年来快速发展，为我们理解这部小说提供了契机，使中国走近赛林格，也许又把中国向相反的方向推远了。
1998年9月，译林出版社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一个译本，译者施咸荣。小说讲述，十六岁少年霍尔顿出身中产阶级，在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后，只身在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交女友，酗酒。他看到了现实的丑恶，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
译者前言写道：“我国的青少年生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受到党、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亲切关怀，既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环境与资本主义的丑恶环境做对比，确能开阔视野，增加知识。”这似乎意味着，人类生活、文化、命运是一场主义之争，一种主义一种生活，一些人民幸福，一些人民不幸，互为参照。
施咸荣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研究路径，是典型的历史背景加阶级分析。按照他的看法，二战打破了老欧洲的坛坛罐罐，而美国却独蒙其利，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而精神生活极度地贫乏，他们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想反抗，却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出路。霍尔顿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没有找到出路，投降了。
施咸荣认为，赛林格和他笔下的主人公霍尔顿是“垮掉的一代”，则《麦田里的守望者》自然就是“垮掉派”小说了。这当然没错，但究竟谁垮掉了？是美国人垮掉了，还是整个西方垮掉了？这是不是说，其他人就没有垮掉，或者说，就不会垮掉？
中国因为自己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未必能够理解其中的秘辛，就像美国人要“理解你自己”也不容易。美国立国两百三四十年，一直顺风顺水，美国人对于自己的财富、美国梦、价值观是非常自信的。读惠特曼的《草叶集》，其中充满了对城市、机器、烟囱、钢铁的崇拜与颂扬，那是美国梦的开始，飞扬着美国的青春。但到卓别林时代，他已经看到工厂流水线使人异化，摩登时代成了美国人的梦魇。
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是不容质疑的。而出版于1951年的《麦田时原守望者》，向这种价值观直接提出了全面挑战。赛林格嘲笑公墓：“只要你一死去，他们倒是真把你安排在得好好的。”他嘲笑律师：“你只是挣许许多多的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买汽车，喝马提尼酒，摆臭架子。”他嘲笑中产阶级：“有些人老得快要死了，就像老斯宾塞那样，可是买了条毯子却会高兴得要命。”他嘲笑成功人士：“他在全国各地都设有殡仪馆停尸场，你只要付五块钱，就可以把你的家属埋葬掉。”他挖苦同胞的性观念，怀疑他们的宗教情怀，似乎美国的一切都被他“看穿了”。
说他嘲笑美国人，嘲笑美国文化，这自然没错。我们甚至可以进行抽象，说赛林格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仿佛这一切与我们无关。曾几何时，我们拿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来证明“自己幸福的生活环境”，看着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感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霍尔顿反抗的，自然是“资本主义的丑恶环境”了。
中国，曾经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一个话题，霍尔顿的一个好友与一位上海来的女雕塑家相好了，这位好友相信“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有道理”。霍尔顿也说，“我也许要到中国去”。赛林格曾经相信，中国是一个与美国不同的国家，甚至比美国“更有道理”。问题是，中国真的与众不同吗？
如果从所谓“大势所趋”来看，中国与美国很可能并无不同，至少，这种不同没有我们和赛林格当初想像的那样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口号是“面向世界”、“融入世界”，事实上迎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其实并非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且是教育、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的全球化。正在酝酿之中的全球治理，很可能意味着进一步的政治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格局下，人类走向一体，人类命运趋于同质。
中国与美国，如果不是文化趋同，至少在生活形态上正在走向同质。美国有富豪，中国现在也有富豪，他们的身价都以亿计。惠特曼赞美工厂和机器，中国地方政府忙着招商引资。《麦田里的守望者》里有人靠殡仪馆发了大财，中国也有人靠炒墓地致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性”，这就是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共同点。
当然，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现代化起步比美国晚，据说要到2050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要达到美国今天的发达程度，尚待百年之后。在当代中国，现代与后现代齐飞，前现代共现代一色。我们有类似美国的现实，但是，我们还没有美国那样的清醒和批判。
自我批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质疑亿万人的梦想，嘲笑他们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容易。《麦田里的守望者》成功了，那是因为赛林格的天纵之才。霍尔顿能够嘲笑美国的一切，是因为他是一名十六岁中学生，是未成年人，青春叛逆是可以理解的。十六岁的年纪，进可攻，可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退可守，可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迈进成年的门槛。正因如此，《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视为“青春小说”，被当成父母理解子女的入门书。
美国人就是这样打着叛逆、异类甚至变态狂的旗号，借他们的眼睛看点真相，借他们的嘴说些真话。纳博科夫也是巧借一名恋童癖，以小说《洛丽塔》对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生活方式进行了暴露和嘲弄。这就像我们写杂文、写时评，必须找准切入口，文章立意、矛头所向、遣词造句都要拿捏分寸，否则此路不通。
不管怎样，美国人毕竟搞了自我暴露、自我批判，而在中国，这项工作还没提上议事日程。我们现在远不是“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而是“发展还不够”，发展是硬道理。工人没有像《摩登时代》里那样砸机器、毁工具，而是心甘情愿在流水线上加班加点。学校对成功人士的捐款翘首以待，足球中超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慈善事业被舆论千呼万唤。解决问题的希望，还寄托在发展上。
百度百科有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词条，其中说：“小说以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事，深入少年的内心世界，道出了青春期成长的苦闷，直指成人世界的伪善。”当代中国正所谓“少年中国”，但现在似乎还不是中国人道出自己“青春期成长的苦闷”的时候，更不是中国人“直指成人世界的伪善”的时候。
中国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与赛林格的世界拉近了距离，自然可以加深对他的理解。假使赛林格曾经真的如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说的，来到中国，看到这个“全球化”的巨大成果，他肯定会告诉中国人：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发展？我们到底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对于发展，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也要有一点批判性思考。《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人的镜子，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