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中小语

我这次发病，赶上是个比较特殊日子—— 2009年12月25日，即西方的“圣诞节”，不知究是主“吉”还是主“凶”（究竟如何，可能来日方能真正应验）。就现在初看起来，两方面因素可能都有：一般地说，不管是什么日子，生病总不是一件好事，赶在这个日子病倒，照一般“常理”讲，似乎表明我在什么地方开罪了“神明”，应该受到惩戒（中国神明和外国神明应该都一样，都有惩戒他的“子民”的义务），所以应该是件坏事；但从结果上看，从发病那一刻起，却又像受到“神助”一样，却“一路顺风”：——发病当时很多人围在一旁，几乎一分钟都未耽误地抓住了送医院的时间；然后，又在当天医院床位都很紧的情况下顺利地（在海淀医院）得到了床位，而且在子女的资助下得到了“特殊”的治疗条件（一人包下一个双床位房间，自己床位之外，还专有一个床位留给家人陪护用。所以事后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次住院，除了一些奢侈和“排场”用品以外，可能赶上“首长级”待遇了！）——在治疗中，在医院的建议下，用了所谓“进口”的好药……等等。这样，共住院三周（从12月25日~1月15日），便宣布告一段落——可以出院了。现在，除尚留有一定的语言障（开始是基本失语，现在是近似“结巴”）尚难期于很短时间恢复外，可说是已基本治愈。                                         

由于治疗中，没有多少痛苦，我在入院后第三天头上开始写日记，1月4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我这几天常想，我这次发病，可能是老天爷（包括西方上帝）的一种意旨，他们可能以为我近来冒犯时政的话说得太多了，应该加以收敛、乃至“失语”或“结巴”一段时间。他们彷佛都在说：“你该说的也都说了，你可以无憾了，就此“封嘴”也可以了！……

而我自己想得比这还要多些。我想，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些冒犯时政（我认为是时弊）的最大的“焦点”是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而我认为改革这些教育积弊的最有效方法在于“教育的更张”（潘光旦先生语）。为此，我前一阵连续在自己的 “博客”上发表了数篇短文，其中最关键的两篇就是《纪念教育先哲，呼唤人格教育》、《亲民与扰民》（还包括《梅贻琦、陈寅恪“解放”前为何要“出走”？》、《知耻近乎勇》、《果如是，更可悲》……等）2篇。就在这次发病前不久，我还应邀出席了“第六届中国教育家大会”，尽管这项集会我认为是属于“半官方”性质的，但从其组成人员看，这种“半官方”性质却反而“恰到好处”——它包括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和干部、大学教师以外的各级学校教师……，我在讲演中把他们称作“即将到来的振兴教育事业的担当者们”。我的发言只是把在“博客”上发表几篇短文内容向与会者做了介绍，（其中《纪念教育先哲，呼唤人格教育》和《新民与扰民》两篇还被全文收在其《大会会刊》内），不想竟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应，许多与会者纷纷走向前来说现在呼唤人格教育太重要了……，总之，效果是蛮好的。所以，我自己也认为“该说的话都说了”， “可以无憾了”……等等。于是决定这次病好出去，确实想该少讲些话，多做些事了。

我现在身体的实际情况，除上述的“语言障碍”外，只有右手个别手指稍有不便（影响操作键盘速度），余皆良好，特别是思考、记忆完全没有问题，特向博友报个“平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