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创业，是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两大趋势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现象大量的出现于美国的硅谷地区。硅谷本地对于对各国技术移民有很强的吸引。由于硅谷地区在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巨大发展带来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大批来自中国台湾岛和大陆、印度和以色列的留学生、技术移民先后来到硅谷地区学习、工作。由于硅谷地区的产业活力和创业氛围，许多留学生和技术移民选择了自我创业，成为了硅谷的创业企业家。这当中，有五六十年代来到硅谷的李信麟、李心培、臧大化、龚行宪等人，也有改革开放后来自大陆的朱敏、谢青等。印度裔移民除了一部分进入大公司高级管理层外，也有一批以苏哈斯•帕提尔(Suhas Patil)等人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创业者。这些人共同构成了硅谷移民企业家这一群体。
移民企业家在硅谷高技术产业成功的同时，大多会把注意力投回自己的母国。相比生活成本和地产价格都冠居全美的硅谷来说，其母国往往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同时，创业者在母国的知识密集区域的学习与生活经历也提供了当地丰富的人脉网络。通过将硅谷的产业经验同本国结合，利用本国知识密集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同硅谷的产业互补性，这些移民企业家找到了获得价值链上竞争优势的途径。此外，大量受到硅谷创业熏陶，掌握着最先进技术、商业模式和新技术产业组织经验的的留学生也纷纷回国创业。这些人的两地往来活动的频繁，带来了“空中飞人”现象的大量涌现，成为名符其实的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
最典型的是以华人、印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为代表的硅谷移民企业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论企业重心是在硅谷还是母国，都常常保持两个地方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企业家利用硅谷成熟的跨区域社群和自身的人脉关系，穿梭于母国和硅谷之间。随着他们创业活动的拓展和母国本身经济地位的上升，硅谷的创业投资、高技术企业也逐渐将注意力移往这些国家，使得硅谷的跨区域社群更加体制化和功能化。这些移民创业家、经理人和投资者在当地同侪建立业务和商业联系的同时，也构建出了与母国联系的人脉网络。对此，研究硅谷移民企业家的萨克森尼安这样评论：“在祖国同侪的支持下，跨区域工程师和创业家组成的社群孕育了早期的投资，从而改变祖国的商业环境。移民社团和专业服务供应者经常导致人员、咨询和专业知识的流动，由此奠定了本地创业和跨区域协作的基础。”而在母国，跨区域创业者们依靠其在硅谷的创业或从业经验，不约而同的将本国的知识密集区域作为创业的基地，引入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为了更好的利用和移植硅谷的成功经验和模式，部分移民甚至通过向当地政府提供咨询建议而成为产业组织者和规划人，继而利用硅谷跨区域社群的网络优势提供专业的发展意见和产业建议，从而使得这些区域往往能找到适宜的产业路径，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迅速成长和崛起。
华人企业家在台湾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明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台湾的政府官员发现这些来自海外的技术人才不仅能提供最新的技术，也能为政府出谋划策，成为产业方面的政策顾问。于是大量在美国，尤其是硅谷的高技术产业创业者和公司高管被台湾邀请来提供产业政策、投资体系等各个领域方面的顾问。在这些美国业界华人的帮助下，先后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岛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电子工业研究所、台湾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来推动岛内的产业发展。跨区域企业家们，帮助台湾投资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产业，从美国获得技术转移。而台湾当局也从硅谷获得风险投资资助的华人创业者那里直接获取经验和建议，并直接派人到硅谷接受风险投资公司的培训，从而将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移植到了新竹。以李信麟为代表的硅谷华人创业者，不仅穿梭于太平洋两岸为新竹园区而奔走，甚至通过为台湾创业的华人公司：宏基和神通拉来订单的方式，将台湾的IC、代工等产业同美国硅谷牢牢的联系起来。正是通过价值链的密切联系和及其频繁的人员往来，新竹在技术知识和组织模式上与硅谷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台湾的技术奇迹和经济腾飞。
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号角，同样也来自硅谷，这开始于1985年，惠普公司主管、来自印度南部的蕾坦•巴苏(Radha Basu) 在班加罗尔地区设立了印度惠普公司，为惠普提供外包服务，从此，印度外包产业时代来临了。大批来自美国，尤其是硅谷地区的创业者在印度班加罗尔等地开创了一个个的外包公司，这些企业积极学习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的组织和运行经验，一方面通过引入员工持股等手段大幅提升员工的待遇和福利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开设培训学院为员工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在职培训，同时逐渐摈弃印度社会传统的种姓、阶层陋习，更加平等的对待员工。这些措施都使得印度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逐渐累积了项目管理技巧、更有效的开发和品质管控流程、以及先进的企业生产组织能力，从而更加擅长管理大规模定制化的应用开发和维护，并抓住了“千年虫”的产业良机，将印度的外包产业进一步推向了世界。
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受惠于硅谷的程度更加直接。硅谷有着大量以色列技术移民，这些人和活跃在金融、科技等领域的美国犹太裔有着民族上的天然联系。因此，硅谷风投公司从1990年代初开始投资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2000~2003年，英特风投对以色列投资达35项之多。2000年以来，以色列公司获得的投资当中，半数以上来自于外资。而湾区的彭博资本（Blumberg Capital）甚至协助以色列企业在硅谷的开拓活动。在这些风险投资和犹太移民的影响下，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开始采取新的布局模式：将公司的办事处或者办公室设在硅谷，负责公司的经营、市场营销，而将公司的研发中心设在以色列，工程师的产品开发在以色列进行。这使得在移民减少的同时，高科技人员在美以之间的短期流动反而有所增加，大量硅谷公司也同时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中心以利用以色列高质量智力资源。同班加罗尔、新竹等硅谷辐射区域相比，以色列更接近于硅谷的“外脑”而非生产车间、服务中心。
新竹、班加罗尔、以色列等区域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最大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同国际产业密切联系，移民创业者、企业家们扮演的功能，不仅仅是从硅谷等高技术集聚区将资金、技术引入母国，更多的，则是将母国的集聚区从一开始就打造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对于新竹、班加罗尔、以色列这些产业集聚区来说，“国际化”一词没有意义，他们从诞生的一刻开始，就进入了国际新产业分工体系当中。实际上，新产业领域内的跨区域创业活动，是发展中国家地区产业升级，产业发展集聚，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路径。
首先，新兴产业创业是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最重要手段。在传统产业领域，发达国家往往垄断着产业链高端，拥有价格主导权和市场主导权，因此除了逐渐落后的生产部门转移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能够追赶的余地非常有限。而在新兴产业领域，除了整体性技术储备外，发达国家在产业经验、商业模式等方面，同中国的起点差距并不明显，中国和国际同步的可能大大增加。而另一方面，中国本身就拥有巨大的市场、完善的生产体系和丰富高质量的人才资源。如果能够吸取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发展经验，学习其先进产业组织模式，新兴产业领域中国大陆具有强大的竞争禀赋。而创业则是新兴产业企业诞生的必由之路和最佳组织形式。创业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断试错、探索的过程。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就是通过无数小企业在残酷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优势劣态、除旧布新的过程。创新是创业的灵魂，创业则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竹在进行产业崛起的过程中，通过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获得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转移，使得其具有较高的起点，从而抓住了集成电路产业崛起及其后个人电脑时代来临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同时，也依靠着良好的创业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生长环境，使得神通、宏基、鸿海、台积电等一系列企业能够茁壮健康成长，成为各自领域内的领头羊就是一个绝好例证。
其次，新产业同步不能闭门造车，要和世界同步，就要跨出国门。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是相互促进的，这是新经济发展的时代规律。在这一前提下，重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水平和世界同步，更重要的是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当中，新产业要进行全球布局，最重要的是要鼓励通过以跨区域创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组织形式来达到产业组织的与世界同步。具体来说，要借鉴新竹、班加罗尔等产业集群的经验，不仅仅局限于吸引海外留学生、创业者回国创业，更要大胆的利用这些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的技术、专业、经验和人脉网络，从产业发展的远景出发，以占领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为追求，将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转化为新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升级的平台。同以硅谷为代表，但绝不局限于硅谷的世界新兴产业发展前沿区域建立密切联系。从而，在起步阶段就实现和国际的接轨。
第三，国际化不能仅仅强调“走出去”，跨区域创业的过程是“走出去，引进来”同步带动过程，是国际化的更高形式。跨区域创业的本质，在于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就是新兴产业推动下的全球分工。新兴产业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技术先进性，更在于其全球优势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得以将来自不同国家的资本、人员、技术和市场间的藩篱打破。使得新兴产业经济模式下的国际化，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外贸、跨国公司和简单的原料产地和生产地、消费地的国际分工。新竹的集成电路和代工产业、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和以色列的研发中心地位，本质都是这种全球产业组织的具体表现。因此，中国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关键，不仅仅在于在国外设立了多少分支机构，占领了多少市场份额，更在于能否创造有效的要素流动渠道，真正实现跨区域的双向创业，即不仅支持主要在国内开展的跨区域创业，也要支持活动在国外开展的跨区域创业。
在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的推动下，硅谷将其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链辐射到了台湾新竹、印度班加罗尔、以色列，这不仅使得当地的产业得以迅速崛起，也给硅谷本身带来了进一步的产业繁荣。这些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组成的社会网络，链接了不同国家、地区的产业发展，粘合了全球产业体系的各个链条。这正反映出跨区域创业活动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强大生命力和客观规律性。中国的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当前情况下，推动新兴产业做大做强、融入全球产业链条，参与国际竞争，如何进一步灵活利用跨区域创业这一新兴产业组织形式，充分发挥跨区域创业优势，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已发表于2009年第12期《中国高新区》“硅谷与高新区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