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不可能离开言论自由，而言论的自由最直接的体现没过于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也在政治体制方面折射着言论自由。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里开宗明义的写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可见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这是西方人在200年前就认识到的真理。杰斐逊还说过：“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见，所以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捍卫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如果无报纸而有政府与无政府而有报纸，两者之间必选其一，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胡温执政后，中央高层对舆论监督比较容忍，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甚至主张大幅增加舆论监督报道的数量，因此出现了近年来的一个少见的监督小高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大学生孙志刚意外死亡案和全世界关注、波及香港的SARS事件。2003年主要案例：监督政治权力方面主要有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揭露被收容致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案，直接导致实施了21年的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山西临汾“12·2”矿难瞒报等。《财经》杂志、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中国青年报》在报道SARS过程中的作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揭露滥用权力的“派出所坠楼事件”等。在监督经济权力方面有新华社记者揭露北京知名制药企业同仁堂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龙胆泄肝丸”事件；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揭露金华火腿违规使用敌敌畏生产加工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的浙江“五金之乡”工伤调查等。从2002年到2004年，每年都有关于首都本身的重要的调查性报道，此外。2003年记者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八大“风云记者”中，有7名是调查记者，这些足以说明当时舆论监督宏观环境的宽松。但是，地方政府普遍压制媒体，《南方都市报》在报道和评论孙志刚死亡案之后，总编辑、总经理等3名主管被捕，两人被判有罪。

　　从2004年起，调查性报道受到限制的同时，时评崛起。2004年9月，有关部门下达文件，严格限制批评党政系统和官员，尤其是禁止媒体进行跨地区的舆论监督。尽管仍然有一些报纸斗胆揭露了一些地方腐败事件，但是大多数媒体放弃了这种工作。此后，官方对舆论监督的限制更加严格，一度仅有教育和医疗领域受到约束较少。因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对教育和学术腐败的报道。与此同时，时评作者纷纷粉墨登场，网名和笔名成为一道媒体景观：十年砍柴、五岳散人、和菜头、令狐补充……时评作者中的媒体以外知识人越来越多，有论者称之为“公民写作” 时代，其中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专业背景的作者非常活跃。在经济领域，《财经》杂志一如既往，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陈良宇倒台前的 8月21日发表的《上海社保：危险的投资》一文，详细分析了上海社会劳动保障局在大规模投资房地产等项目过程中，违规甚至违法操作，使社保基金担负巨大风险的问题。《财经》的另一个报道《“寡头之盟”黑幕：银行、地产商联手诈骗》揭露了银行与房地产企业共谋背景下，房地产开发贷款背后的金融寡头操控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背后的地产寡头操控相互交织的现象。

　　到了2007年，新闻评论持续繁荣，调查性报道触底反弹。官方对“异地监督”的禁令没有取消，但已松动，部分媒体在积极恢复调查性报道，但是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对官员的批评仍然比较少见。互联网受到管控，但是官方仍然允许发表大量不可能见诸传统媒体的信息和意见，成为传统媒体的消息来源和民意观察场所。《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反监督冲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高调倡导民主法治，胡锦涛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目前，信息公开势如潮涌，舆论监督名至实归。2008年以来，中国在迎接奥运会的同时，持续发生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受国际关注的是3月西藏事件与5月汶川大地震。官方和媒体在这两个事件上表现迥异，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同反应和评价。胡温推出媒体“新政”。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由于温家宝总理迅速前往灾区并力主开放透明，国内外媒体大量进入四川，出现了英国《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所说的“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

　　尤其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人民日报》出版60周年之际，胡锦涛发表了一篇迄今为止他本人关于新闻传播业的比较全面和完整的论述，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关注。胡锦涛的讲话既有中国官方对待媒体的传统观点，也有大量主张开放的元素。胡锦涛在讲话中专门提到媒体应当“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胡锦涛说，中国政府因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不仅“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并且“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这是高层少有的对国际评价的关注，其原因是高层已经意识到，对于重大公共事件，只要坚持公开透明的态度就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可，反之则陷入被动和困境。因此，胡锦涛要求将信息公开“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与此同时，互联网在舆论监督中居于上风，在每起案例中几乎都发挥了中心作用。主要案例：4万亿元救市资金分配和程序议题;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天价烟事件;云南晋宁看守所 “躲猫猫”事件;北大教授、卫生部专家孙东东关于访民的言论所引发的事件;央视新楼配楼大火与网络传播;杭州“富二代”飙车撞飞25岁研究生事件……湖北巴东民女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则是今年以来受关注程度最高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事件。

　　理想的社会主义新闻制度的内容实质是：完全的公开性、充分开放的意见市场、舆论监督的利器。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也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新闻自由能够推动或改善中国和平崛起所需要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重视有关新闻自由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对中国和平崛起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