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六三年天津遭遇了特大洪水灾害，父亲随天津市政协慰问团前往衡水县灾区慰问，回来后彻夜不眠，起草了抗灾防病的建议书，为灾区医务组提供许多预防疾病爆发、防止灾后疫病流行的建议和药方，为当时天津市的抗洪救灾工作尽到了一个医生的社会责任。
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白天打扫医院的楼道、厕所、院落，晚上被关到一间小黑屋里。那一阶段，父亲情绪十分低落，曾经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摸过电门，幸亏那间小屋没有电。由于父亲出身贫寒，也由于老大夫几乎都被“打倒”，不断有车将我父亲接出来给来津的中央老同志看病，较早地被“解放”出来，幸免一难。
“四人帮”倒台后，面对被极左思潮破坏殆尽的天津中医界，父亲除了着力恢复《天津中医》杂志和中医学会的活动外，最担心的是中医队伍后继无人。于是，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废寝忘食地整理自己的临床经验、藏书、资料和国外医学最新发展动态，汇集编撰成册，站到天津中医学院和天津职工医学院的讲台上亲自授课，在医院的门诊、病房言传身教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实习生。这一时期，父亲已走向高龄，除了在医院应诊外，还肩负大量社会工作，从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脑病学组组长到天津中医学会会长，从天津市政协委员到农工民主党常委，从天津市科协常委到市卫生局、医药局、医学院以及各专业委员会的顾问、总顾问、主委、副主委等兼职20多个，还要出席卫生部、卫生局政策方面的研讨会以及全国性和地方的学术会议，加上各地科委、学会不断邀请去做学术报告、讲学，这对于一个年届古稀的老人来说，其工作繁重程度可想而知，而且都是义务性的工作，毫无个人利益可言。即使这样，父亲始终是“来者不拒”，虽然许多工作都要见缝插针地去做，却安排得井井有条，还坚持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说：“你们谁都不要给我洗，我只有这一点锻炼身体的机会了，否则，我没有任何时间来活动活动自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