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由于小儿癫痫是父亲较多遇见的病例，发病原因复杂、表现多种多样、医治难度较大，不但患儿本身极为痛苦，患儿亲属也陷于极度焦虑之中。对于父亲来讲，患儿及其家属的痛苦好像就是他自己的痛苦，促使他翻阅国内外大量的医学资料来研究这一疾病的病理和用中药解决的办法。记得1968年，曾经有一位从新疆远道前来求医的患儿，家属口述：患儿史文学，13岁，早前抽羊角风，后来发展成一种怪病，不能听稍微大一点的声音，比如，一家人正在吃饭，有人将筷子突然撂到桌子上发出了声音，小孩即昏厥，一头栽到桌子上；房子里静静的，如果有人推门进来，门轴一响，患儿随即昏厥倒地人事不知。如此日复一日，越发频繁。曾经到各大医院、医学院求医问药，几乎倾家荡产，但始终不见好转。来津前，小孩在一条小河边玩水，旁边的树林里乌鸦突然“呱呱呱”地一叫，小孩应声倒在河沟里，大人们找到的时候，嘴里塞满了泥沙，脸庞已青紫。将泥沙掏出来，小孩才舒出一口气得救。一家人抱头痛哭，情景凄惨。这时，有人建议到天津找何世英老中医看看是否有救。来到天津的时候，父亲正巧在武汉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没在，只好先到各大医院求治，得到的回答不是“鲁米那控制”就是干脆的“没治”。父亲回津后，听到病情陈述，认为特殊，特别安排患儿来家中住下。诊病的那天，我在一旁。只见父亲从询问病史、望诊、号脉、叩诊到开方，前后足足历经三小时之多。特别是开方时，父亲拾起了久违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全神贯注于处方上。我们受到这一气氛的感染，都屏住呼吸静悄悄地等待，大气不敢出一口。父亲终于开出了一个药方，上有二十多味药，尽是全蝎、蜈蚣、乌梢蛇之类五毒俱全的猛药。我拿着药方到和平路达仁堂药店去配的药，蜜丸，日服四粒，早晚各两粒，两星期的量，先观察效果，日后再做修改。服药期间，小孩住在家中。父亲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向孩子探问情况：感觉如何，胃口怎样，心里难受不难受，……等等。起初，小孩还时不时地抽羊角风或是听声音摔倒在地，几天以后，日渐好转，发病频率减少、发病程度减轻。一星期后，竟奇迹般地既不抽羊角风也不怕声音了。刚来的时候，鼻青脸肿，脑袋磕得像一个大面包，已经失去了人型，谁看到这个孩子时，都会联想到电影《夜半歌声》里半人半鬼的主人公宋丹萍，让人既心疼又可怕。现在，肿胀开始消退，脸颊慢慢有了红润。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般地进行，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街上就开始敲锣打鼓地游行庆祝。小孩跟我们一起上街看热闹，震天响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看得非常开心——没事了！史文学一家人高兴得泪流满面，管我父亲叫“救命恩人”。父亲又给开了三个月的药量，制成蜜丸带回去，改为日服两粒，早晚各一粒。后来，这个小孩完全痊愈，长到18岁时，已经是1米80的大个子，在农场开上了拖拉机。后来，父亲通俗地向我们解释道：“人在幼儿阶段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很脆弱，特别是在受惊吓时突然受凉，很容易罹患神经系统疾患。这个孩子得的病俗称‘小癫痫’，表征比较罕见，也比较特殊。患病的诱因比较强烈，是在河南老家节粮度荒时，小小年纪随父亲到生产队的地里偷苞谷，被队长发现，逃跑当中越过一个小河沟时，正巧队长大吼一声，小孩受到惊吓，失足掉到河沟里。受惊既狠受凉又甚，开始诱发羊角风，后来得不到及时医治，发展成小癫痫。从病理上讲，小癫痫较一般癫痫更为复杂，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的程度更深。声音信号一般时，刺激作用不大；当声音信号较大时，传导过程当中刺激了中枢神经引起一过性失觉，造成四肢肌肉的麻痹，瘫痪跌倒就在所难免，一般几分钟后就会恢复正常。但是，久而久之会造成累积性外伤甚至意外窒息死亡，病儿和家属都会异常痛苦。对于这种病，从单纯中医的角度或是单纯西医的角度出发，都会感到棘手，必须突破中医和西医的界限，将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用西医解剖学、病理学和中医的辨证论治综合起来分析，再用传统的中草药来对症下药，既要治根也要固本，才能取得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个病例，我也是在这一思路上进行尝试和探索罢了，没想到会如此见效。其实，我一直在琢磨，一般癫痫也好、小癫痫也好，将来是否有可能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解决，再加上中医药调理，可能来得更快一些、效果更完美一些。有机会与西医界同仁探讨探讨。”还有一个病例：女孩，12岁，是我的一位老同学的小孩，姓黑，回民，五六岁时得了癫痫，六年来四处看病，吃了许多中药，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重。领到家中找我父亲看病时，孩子面黄肌瘦、眼神呆滞。我父亲叩诊后，又看了家属拿来以前看病的药方，开玩笑地说：“这些药方都受你们孩子表面体质病征假象的影响，开出了正好相反的药方，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再这样治下去，只能南辕北辙越治越坏。你们孩子的病不能吃中药，只能用鲁米那控制，过了青春期后，自然就会好转。”老中医不让吃中药却只让用西药，我的同学甚为奇怪，但出于对我父亲名望的信任，回去后就照我父亲的话做，果不其然，两年以后彻底痊愈，考上了南开大学，毕业后担任了教师。父亲在解决脑病方面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都突破了中医传统理论的框框，这促使他在晚年集中精力进行中医脑病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活动。在父亲的建议和市局领导的支持下，1983年，天津中医医院开设了中西医结合脑病内科，从此，父亲正式有了开展中医脑病学术研究的平台。天津中医医院成立脑病专科的消息一传出，除了本市的病人应接不暇，外地的病人也纷纷前来就医，很快出现了“一‘号’难求”的情况。全国各省市的医院前来学习、观摩和“取经”的人员也络绎不绝。父亲白天应诊、接待客人外，晚上回来就整理医案，着手《中医脑病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我在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稿时，涉及这部分的内容多得令人吃惊，从中医脑病的理论定义、涵括的范围、诊断分析、病例医案、治愈标准、全书编写提纲、时间计划进度到所需参考的国内外资料，父亲都一一进行了分门别类、细致归档的工作。他在著述中将现代医学已经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一新观点作为中医脑病学研究的起点和指导原则，将脑内、神经、精神作为中医脑病学涵盖的范围和三个研究方向，将中医对脑病从肝胆轮、从心肾论等传统认识、治疗经验和西医脑组织解剖学、诊断学、药理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新认识、新经验、新医药、新理论作为论述的主要内容，将“科学、求实、深入、严谨”的态度作为建立中医脑病学理论体系的立足点和基本要求。论述中指出，这一体系在中医史上是开创性的，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中国独有的，从实践上看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父亲素来做事认真严谨，虽然在国内首创中医脑病专科，但不让学生弟子们过多地对外宣传，直到经过两年的临床实践，中医在治疗脑病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以及“西医诊断、中医诊治、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病可以使这一优势和潜力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得到验证，父亲认为中医脑病作为一个新兴独立的学科进入医药科学发展领域的条件成熟了，应当得到推广造福于民、造福于子孙后代，始才正式向外提出“中医脑病学”的概念。1985年11月份，《全国首届中医神经、精神病学术讨论会》在津召开，各大媒体进行了报道。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脑病学组，从这一天开始，“中医脑病学”作为新学科正式登上了医学发展的历史舞台，成为祖国新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