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众明道：人有了发展理论才能实现自主

 

企业有自主的制度，和监督支持机制，但并不能必然保证企业持续发展，因为，人们是否会自主，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比如，我们过去的国营企业承包制度，和这很类似，最终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原因有两个：一、是承包只改变了老板地位，没改变大众地位，没有真正带来活力。二、是承包人和大众都没有自主发展的理论。具体说，就是要自主经营，首先需要知道怎么自主，一群糊涂虫，怎么想的都有，怎么能持续发展？

我们的承包制度缺陷就在这里，挖主体墙角的有，行贿主体，减少分成的有，耍手段侵吞主体的有，如此，缺乏自主发展理论，不明事理的一群人，怎么能做到自主发展？

自主制度的前提是，这些人必须成为明白人，明白这个世界，社会，企业，和个人发展，若一味追求利润，没有明确发展理论，难免不去坑蒙拐骗偷，难免不进监狱，难免不造成社会的腐败风。

明道：就是指发展必先明白世界，有发展的理论。

从人类的本性看，人是按理论生存的高级动物，想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就必须给人以理论，给每个人行为的指导理论。

每个成功的群体，都是因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正确的理论才获得大发展的。

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也如是。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硬件基础，而这还不足以保证它的大发展，而新教的兴起，才改变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关于这点，马克思有个著名的论断：

马克思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的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动力。”

一般人以为马克思的意思是，新技术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封建主义经济的灭亡，但实际上，马克思的这个简要论断，包含两个结论，一是谈技术，另一个是文化，就是说，技术尤其是印刷术，提供了文化变革的手段。马克思认为，没有文化的变革，资本主义不会顺利发生发展。

那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偏偏没在发生在中国，尽管四大发明产生于中国，文化不支持而已。

应该说新技术的发展，只是给了社会一种前提，并非促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而文化即生存发展总理论的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才是至关重要。

最早的西方列强，比如荷兰，是用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推动航海事业的发展，而后用于侵略，通过侵略掠夺财富，富裕起来，发展产业，获得一时的强盛的；然而，大部分并未因此而真正强大起来，而是很快就没落了，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他们只是利用了别人的科学成就，没有形成以科学为核心的生存理论。

正像中国那样，虽然在上千年的劳作中积累了四大发明，但并没有产生支持科学的文化，基本上，发明只是中国的意外的产物。

而英国则不同，他们享受到了宗教改革的成果，受益于新教文化的入世性与科学性，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理论。

14世纪~15世纪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民族主权加强的同时，天主教已逐渐显露出不适应时代的苗头，文艺复兴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为宗教改革播下了种子。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英国的威克里、意大利的萨伏那洛拉派，先后提出了改革教会的主张，16世纪初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迅速蔓延；在瑞士，创立了改革宗；在英国也进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英国教会获得独立于教皇的地位，新教得到了世俗政权与民主国家的支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详细论述了，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天职”的观念成为新教的核心内容，新教把旧教的逃避现实的，超越现实的，空洞的说教与劝解，破天荒的转化成对世俗事务的解释与劝诫，把从事事业，职业，解释为天职，给人在尘世的追求事业以理论依据，尤其是把对财富的追求以及劳动，都定义为天职，定义为由上帝安排去做的任务，这给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和劳动者各自找到了安于自己的追求的理论依据，使资本主义的组织发展形式，得到了人们理性的认可，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高效发展。

韦伯对新教的个人发展观如是说：

“清教徒对于人能否同时操持多种职业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条件是这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不致造成对他人的损害和不疏于其职守。它甚至也不反对改换职业，如果人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这种决定，且其所抱的目的是从事更令上帝欢欣的职业，即根据普遍原则更有用处的职业。

确实，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末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末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

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关于有位仆人因拒绝发展上帝赐予他的才能而被革出教门的寓言直接挑明了这一点。清教徒时常争辩说，期待自己一贫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它名为宏扬善行，实为贬损上帝的荣耀。特别不可容忍的是有能力工作却靠乞讨为生的行径，这不仅犯下了懒惰罪，而且亵渎了使徒们所言的博爱义务。

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对禁欲主义来说，贵族的穷奢极欲与新贵的大肆挥霍同样令人厌恶。在另一方面，它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却给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

韦伯对新教文化的科学观如是描述：

“清教徒总是执持疑虑重重的态度，对文化中任何不具备直接宗教价值的方面都怀有敌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清教徒的观念里隐含着对文化的道貌岸然、气量狭窄的蔑视。事实恰好相反，至少对科学是这样，惟一的例外是它对经院哲学的痛恨。而且，清教运动中的杰出人物都深受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熏陶。长老会牧师的布道文旁征博引，名句箴言比比皆是。激进派对此颇不以为然，但就连他们在神学辩论中也以热情经典为荣。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在立国初期象新英格兰那样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大学毕业生。”

韦伯对新教的解读，进一步为文化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之大提供了逻辑证据。而英国和后每美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清朝的衰败，为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无疑提供了事实证据，说明在制度条件具备的条件下，必须有理论的支持，理论必须是与生产力发展相符合的。

英国，经过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个人类文明的大探讨，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之后，逐渐抛弃排斥科学的宗教文化，支持比较科学的新教，旗帜鲜明地尊崇科学，把科学家提到崇高的地位，1660年成立皇家科学院。把科学家与劳动者结合起来这一创举，直接导致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商业革命。这种结合，实际就是把科学精神凝结到了每个人的人生发展理论中，是对人的生存理论的科学化革命。

西方列强的发迹，没有一个脱离科学这个纽带，区别只在于，英国以前的列强只享受了别人的科学成果，在本国没有建立以科学为核心的生存理论，而英国则做了。

而18世界末，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形成了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发展的新理论，从根本上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

而中国近代的没落，更是文化问题，是生存理论问题。

首先，中国的古文化从来就没有科学的成分，科学对中国来说，完全是全新的概念，不从外部世界引进，中国几乎无法创造出科学的概念，儒教文化一向是官本位，不重视经济，蔑视商业，主张文治，也不好战，所以，四大发明，空在手里，没有形成新生产力的萌芽，没有新经济的挑战，就不会造成旧经济的危机，就无法促成旧文化的变革，自然也无法产生强大更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

闭关自守的中国，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就没有新文化的建立，就没有本质的进步和发展，当别人发展的时候，自己就自然的落后了。

孟子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的论断，完全正确的解读了封建中国落后的本因。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确立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以科学为核心的发展观，和生存理论，是发达的要务。企业在大众明道的问题上，并不能做太多，但是也可以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员工成为明白人，但总体而言，在使民明道的问题上，政府是主要责任方，是领导责任，企业是执行责任，辅助责任，因为，大众的明道虽然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等等方式，但系统的学习理论，还是需要企业的组织和安排，只不过内容，不是企业能企及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