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年来，不少学者一直在强调要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由王蒙所谓“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的话引发开去，还出现了广泛的争论。近期由张炯主编、张柠、张闳、贺仲明和洪治纲四位学者推出的“共和国文学60年”四卷本，尽管更多立足于个人长期研读的体会和思考，使用个人化的视角，但未尝不包含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行“重新评估”的意图。与此同时，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也从未间断过，你认为这些所谓重写、重估的背后，有着什么深层的动因？又隐含了怎样的诉求？

葛红兵：重写根本动因是“重新理解自我”，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是有定式的，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需要反思这种定式，突破这种定式，尤其是在某些时间窗口，有的时候这种时间窗口是由突发的事件引起的，有的时候是由特别的整数（比如，10年、60年等）引发的。当代文学一直处于这种反思和重审之中，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近，这种反思和重审往往艰难，导致需要重复工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地遇到新问题、新挑战，我们需要从回顾中寻找启发和灵感去应对。张柠、张闳、贺仲明和洪治纲四位是非常杰出的青年学者，他们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跟踪研究，一直处于文学发展的第一现场，又有非常精深的学理诉求和伦理操守，我能理解他们的这种努力，但是，我依然不认为他们的重写冲动来自“重新评估”。

2、有一点是我颇感疑惑的。我们强调重估当代文学、重写文学史。近年也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学史著作。但如果把这些著作放一起做考量，就会发现他们大同小异。这不仅体现在写作内容上，还体现在文学史的书写上。

从这点上看，四卷本“共和国文学60年”的推出，似乎在看似客观公正、面面俱到实则面目呆板的文学史著作和类似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那样纯个人化的文学表达之间，开辟了一条新路。——用洪治纲的说法，尽管他们不是在写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却是一种面向文学史的严肃写作。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在谈到写作文学史的同时，我们通常计较于诸如作家、作品地位的重新评估，或是文学材料的新发现之类的话题，却很少去想文学史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该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是否在既有框架的基础上，在文学书写上有新的突破？不总是为提升所谓的“学术含量”那么端着，而是让读者理解和接受起来轻快一些。（比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或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对此，你怎么看？

葛红兵：我写过一本小书《文学史学》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把文学史撰述看做是一种由未来文学发展可能性勾带出来一种反思性文学关注方式，文学史在本质上不是向后看的，而是向前看的，因此，它总是本质地需要不断重写。多数的文学史撰述都是有模式的，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没有模式的文学史撰述？多数的文学史撰述是由某个抽象信条驱动的，是否能出现一种蕴含着自我质疑、自我消解的文学史撰述？我还在思考。这几位作者的博士论文以及最近几年的重要论文我都细读过，他们多是能贯穿现当代、由重点研究当代的学者，我非常佩服他们在方法论上做出的探索，这对当代文学研究的贡献非常大，他们的方法论是相当好的。我觉得这几位作者的根本目的可能还不是重估，他们都是以分析见长的，断论多数时候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在我看来他们的写作指向更多地是走向”寻找新的阐释空间”、“寻找新的理解方式”。张闳等的思路都是分析性的，不是演绎性的，这个我非常看重。

3、如果把这套书放在文学史写作新探索的这么一个基点上来看，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通常只有那些带有强烈时代性的某一文学潮流的代表性作品，才会进入写作者的视野。相反，那些即使在写作艺术上特别优秀，但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作品，就会被忽略，因此必然带来更大的遮蔽。你以为呢？

葛红兵：其实多数文学史撰述尤其是当代文学史撰述都在试图打破这种魔咒，试图融含那种看起来和“时代”有距离的作品，比如陈思和先生，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做过很多让人尊敬的努力，比如潜在写作、民间写作等观念的提出、方法的建立。张闳、张柠的相当数量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积累，贺仲明近年对思潮研究模式的调整型运用洪治刚曾经长期以年度审视的方式追踪当代小说创作，都为这种空间的开辟带来了新的可能。我其实不相信有什么特别高的艺术性文学作品会和“时代”脱节而不能被文学史撰述扫描到。因为我把文学史撰述看做是指向未来的反思，某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作品在“未来”的向度上，遭到埋没，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文学史不是封闭的，不封闭于过去，也不封闭于某些特定的钦定撰述人，开放的文学史不应该受到这种魔咒的左右。

4、看近年的文学史，总体给我一种印象。似乎急剧变动的时代和社会，在文学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文学是被动的，看不到它对时代的反作用。我觉得，在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文坛上就有一些批评家认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学通常参与了时代和社会的建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我们的文学史存在问题吗？为什么？

  葛红兵：我刚刚接受过某个课题研究组的采访，我明确地反对那种倒退论的文学史观，那种认为我们今天的文学不如过去的文学的说法，其实合乎直觉，但是不合乎真正的研究者的理性结论。就是拿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来说，它们不是最好的，但是依然不是倒退的，我们不可能在中国史上找到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会比它们绝对地更好。文学时刻都在参与时代进程，反作用于时代进程，但是，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偏见和视野的狭隘，还有它们被故意地隐瞒而无法看见它们。文学史本身是其所是地发展着，本身不存在问题，任何以政治的、道德的、艺术的等等的名义对它提出的高要求，也许都是不合理的。其实，我对四位作者的撰述是有信心的，我知道他们和当代写作有广泛的联系，拥有把当代文学从政治、道德、艺术偏见、成见中勾带出来，做一定向度上的重新展示、解释的能力。

5、新世纪以来的十年，网络文学、青春文学及各种类型小说的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史格局中，还没有一种有效的理论可以对此进行系统的评说。对于，如何估量这类文学的价值，并最终使之进入文学史的架构，你有何看法？

葛红兵：我很看重网络文学，也看重一直被文学史排斥在外的“类型小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已经有相当长时间，我们正逐步地找到对网络文学、类型小说的解释方法，比如我们正尝试提出“创造性成规”、“地方性知识类型”、”类衍生演替规律”等，我们试图就此找到一种有效的阐释方式，可以把它们通过这样阐释引进文学史撰述，同时我们也试图把它们和“创意写作”结合，与高校的文学教育改革结合。文学的发展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但理论不会永远袖手旁观，文学的发展也总是走在文学史撰述的前面，但是，文学史一定是公正的，不会抹掉任何真正有潜力和有贡献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