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起，我不断到复旦旁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做着“偷师”的事情。偷师时，一方面感谢着复旦宽容的学风，那些“被”旁听的老师，从未将我赶出他们的课堂；另一方面惭愧自己，以两倍于周围本科生、远高于研究生的年纪，混迹在他们之中去弥补自己缺失的东西。

　　于海老师的“西方社会思想史”课程，我全程跟听了一年，受益匪浅。于老师的口才佳、文采好还在其次，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学术的激情。每次参与于老师的课程，不仅是一场西方思想自古及今的旅行，更是生命经验的一段体会。这门课程的参与，是与我自己法学博士论文《西方立宪主义传统》的部分写作同时进行的。今天看我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文字，仍能感受到一种激情扑面而来，我想是受于老师的感染所致。林先生说过，好的作品不仅要有理论与材料，更要有激情。我将于老师视为一个激情的布道师，因对生命的真诚而激情，因激情而使学术纯粹。在这方面，于老师对我影响恐怕是终身的。

　　洪涛老师则是一个精细的美食家。他能将食物的每种成分、每种可能的搭配和各种味道，为你细细道来，讲得你津津有味。我参与的“西方政治哲学原著选读”课，大半个学期都在品味《理想国》。他开的本科生课程“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不像一般类似课程那样讲概论，而是细细品味了尼采、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四人各一个短篇。洪老师让我看到了学人的一种境界，一种原典品味者的形象。

　　听了俞吾金老师的课，才真正知道这世界上真的有智者。首先，俞老师的记忆力非凡，以六旬之龄，能够轻松背诵古今中外各种诗歌、小说的片段，当然还有各主要思想家著作的部分。然后是看问题的穿透能力，能从各种平凡事件中引申出哲学的结论。再有就是引导你思考，思考人生，特别是思考自己学科中各种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听他的课，我经常有一种改学哲学的冲动。可惜，考虑到自己近四旬的年纪，改换门庭似乎时间太晚、代价太大。于是，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现在经常鼓励儿子，好好学习，以后送你到德国去学哲学。

　　姜义华老师则像一位看透世情的隐者。每周一上午，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为历史专业博士生开设“近现代中国史”，一学期近代史，一学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课是读书课，要求学生在阅读指定书籍的基础上，思考一系列历史问题。虽是同一名称课程，但姜老师给我们的书目和思考题，从未重复过。在复旦我跟从学习的老师中，姜老师是唯一一位文革前即已有名并在文革中进牛棚的老资格学者。自身经历与历史学积淀，让姜老师能以阅尽沧桑般的眼光，评述近现代中国史上的大事件与诸人物，揭示中华文明转型的路径与特征。姜老师也常鼓励我们，要有深度地把握文明转型的特征，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从大处着眼、在小处着手。

　　

　　（以上就是我拜师记，我受益的老师，其实还有很多，其中不少老师，也很有意思。待有机会再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