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只要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会带有某种特定身份，而且这种身份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以及社会活动的增加，会越来越趋于复杂。

    比如，一个人只要一出生，生命密码的DNA就决定了他是男是女，因为这个身份，也就决定了这人究竟应该是在六十岁还是五十五岁进入退休年龄。同时，依据这个新生儿出生的地方以及他父母的一些文化特质，这个人就带有如国藉、语言、居住地等重要的身份信息，这同样也决定了这个新出生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民族。甚至，基于他的出生地的政治制度或宗教背景，别人可能也就顺带地决定了他的政治背景或宗教信仰，就好像今天当我们说到美国人、朝鲜人、马上就会有人联想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说到西方人、阿拉伯人、中国人时，就会联想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文化等，这类能大体标注其身份的信息。而如果这人出生在中国，他出生地还可以决定他究竟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如果这个人出身于农民而又始终不能有幸将自己改为城市户口，那么他即使进入城市，并已成为事实上的工人，但是社会能够赋予他，仍然是农民工的身份，换句话说，不管这个人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自由职业，取得了多大成就，这个人仍然很难改变他的农民身份。而在 “农民工”的这个称谓中，更多隐藏的含义是，不管如何变化，这个人依然是一个从事工业生产，或者是一个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仔细想想，面对这些与生俱来的身份，我们竟然丝毫没有选择的权力。

    以后随着这个人年龄的增长，人们还可以根据各种划分标准将这人进行归类，并借此传达这个人的阶级、职业、社会地位等重要的身份信息。这时我们每个人的身份会趋于复杂和相互重叠。就象同一个人，他可以是英国公民、来自美国，有中国血统，是个证券经纪人、非素食主义者一样，这不会妨碍他对英国法律的尊重和服从，也不会影响到他对美国社会的热爱，当然也不会影响到他对中国的忠诚。因为，在这种重叠身份的中，没有也不应该有必然的排它性。在这个意义上，阿马蒂亚·森认为，这些身份归类，能够强化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归属感，增强民族认同，增进地域联系，促进族群间的彼此互助。事实上，这些各种各样的身份差异，也是今天形成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基因。

  “森”承认文化背景对人们行为和思维具有重大影响。不过他在承认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醒人们，这种身份认同在友好地拥抱他人的同时，却也会顽固地排斥非我族类，即身份认同存在排外的敌意与宽容携手并进的情境。对于前者，“森”用自己亲身经历举例说，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的骚乱，是政治教唆者把各自社群中原本平和的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煽动屠杀，挑唆这些人相信自己除了是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以外，别的什么都不是，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亚洲人，也不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在这种仇恨下面，“森”目睹一个年仅有11岁的穆斯林人，仅仅是为挣钱糊口在骚乱期间走上街头，却突然被人杀害。面对这一人间惨剧，他认为身份认同，使得一方可以完全拒绝考虑敌对方同属人类的基本事实。在他看来，这种 “隐藏在残暴行径背后的，是一种对人类身份的严重概念混淆，这种混淆把多维度的人变成了一种单向性的动物。” 为此，“森”批判一些政治家在社会分析中持有的寻找单一分类的方法。在他看来，单一身份幻象符合冲突策划者的暴力目的，并竭力寻求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所以“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一书中，开篇就提出“身份可以杀人，——甚至肆无忌惮地杀人。他分析说，“兹生暴力的艺术依靠某种本能，同时利用这些本能去挤掉思考的自由和冷静思考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为把自我认识转换为杀人的工具需要：1）忽略掉所有其他归属的重要性，以及2）以一种特别咄咄逼人的形式重新界定这种唯一身份。当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卑鄙和概念混淆就会在一起乘虚而入。

  “森”清醒地看到，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相互对立，忽略不同文明间相互相互作用和影响，导致人类社会人陷入对立、分裂的可能和危害。认为亨廷顿以及持文明冲突理论的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对世界人口进行单一分类的简约化信念，其结果是将人降低为单一维度的生物。

    前段时间，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力挺《中国站起来》一书，对20世纪80年代年代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以一种近乎刁钻的语气诘问出版者，他的的原话是：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出版了一些文化丛书,那些书都不是‘中国系’,而是‘走向系’——‘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都是没有主语的。一个含含糊糊、模模糊糊、非常可疑的主体,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那个世界和未来究竟是哪儿呢?那个世界和未来显然不是索马里,不是坦桑尼亚。这话很奇怪,难道我们就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吗?难道我们是在世界之外吗?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与思考,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现在我们终于说出了一个主语:‘中国’。”

   我实在怀疑孔庆东是否真的读过这套丛书，也怀疑在他的潜意识中，是否存在欺负中国已无读书人的自我狂妄？因为，这套从书的出版者开宗明义，就说这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换句话说，这套丛书出版的目的，是期望在多种身份认同下，推动华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相互交融，走向更高的文明，出版者希望的这个“走”的主体当然是读者。莫非在这里一定要加上“读者走向未来丛书”、或者“中国走向未来丛书”或者照孔庆东的意思，要写成“走向中国”才成？况且在我看来，这套从书与地域概念毫无干系，更谈不上出版者要把中国定位于世界之外。反而是孔庆东自己，才有意要把出版者的目的搞得含含糊糊、模模糊糊。事实上，孔庆东对“走向未来丛书”的批判，以东西方冲突作为基本逻辑起点，采取单一主义立场对这套丛书进行解读。而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也是“森”批评的“单一身份幻象”。森认为，持这种单一幻象的人，一是因为他们强烈地的要把自己完全定义为有别于西方人的“他者”意识，二是因为其极具依附于西方的思想。所以，他们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归属于与他人的关系，并渴望在这种“他者”的生存状态中，获得与他人平起平坐的自尊。在“森”看来，公元1000年前所发展的印刷术，与佛教思想家向公众传播和推动公众阅读密不可分。由此他提出，在一个宽广的视野中关注文化的相互联系，是提升我们对发展变化认识的一条有益途径。而这种观点与完全忽视文化因素的观点，与将文化看成是独立而静止的力量，从而永恒存在具有不可抵档的影响力的观点，均有很大不同。由此“森”提出，那些被西方人划归己有，或者由那些持有单一主义思维方式的非西方人拱手让给西方的人类思想，其实并不完全属于西方，而是整个世界的思想遗产。在这份具有厚重历史沉沉的遗产中，当然也包括由中国、阿位伯、印度、伊朗以及其它非西方国家的创造或创新，这些创造或创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来的启蒙运动中也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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