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听老先生们讲过去的事

                                         (刊于《河北青年报》)

                                           文/赵丽肖

自称“旧闻听者”的李怀宇和其他记者不同，他的采访对象，大多已经八十岁以上，而且随着这些书的陆续出版，有十几位采访对象陆续离世。李怀宇花费几年时间，跑遍大陆、香港、美国、台湾才完成的这一系列口述历史资料，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和这些老人谈谈天、谈谈学问，讲讲历史和故事，回来吸收一下，也会有一种幸福感。”

 

记者：你的博客中自称“旧闻听者”，作为一名记者来说，你不做新闻做旧闻，最早是怎么开始做这件事的？

李怀宇：2005年6月30日凌晨，启功先生去世，一大早部门的同事就打电话告诉我准备做一个悼念的版面，此前费孝通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也做了悼念的稿子。我当时就想，那一代的老人们现在都已经八九十岁，很多人已经去世，如果没有留下点历史记录，会很可惜。我就做了一个计划，采访国内还在世的启功先生的同龄人，抢救性地记录他们的历史记忆，为后世留一个独特的访谈版本，为那些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还能讲话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历史的记录。

2005年8月，我首次到北京采访了周有光、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杨宪益、王世襄、王钟翰、沈昌文等人。其中好几位都是启功先生的好朋友，在访谈中也深情地回忆了和启功先生的交往。老先生们之间都有联系，他们会指引我哪位还在世，此后的两年我又在上海、香港、南京、南通、成都、兰州、西安、昆明、广州等地采访了80多位文化老人。

经过了近一年的准备，2007年11月，我只身前往美国，在40天的时间里去了几所重要的大学，共采访了余英时、唐德刚、夏志清、张灏、张充和、孙康宜、赵如兰、王鼎钧、董鼎山等15位前辈。唐德刚先生是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手，他的口述历史更加规范，是学院派，我的很多东西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在美国，我最想见的是余英时先生，这些年我读了他的很多书，余先生在文史学界是很有创见的，他在“知人论世”方面令我折服。

2009年5月，我去了台湾，见到了余光中和白先勇等先生，和他们谈了很久。在台湾我采访了15位前辈。

从2005年到2009年的这段时间里，我采访的华人世界的老先生，版图从大陆到香港，从美国到台湾，已有一百多位。而现在，他们之中有十几位已经去世了。

 

 

记者：做这件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哪儿？

李怀宇：在我读书的时候，看过很多老先生的书和文章，非常喜欢，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茫茫书海中，有那么多可敬的作者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他们书外又有多少未知的旧闻与新闻呢？可以说看了他们的书，就想见他们的人，而且见过和没见过是不一样的，我想通过他们更加能了解这个世界。

和这些老人谈谈天、谈谈学问，讲讲历史和故事，回来吸收一下，也会有一种幸福感。

 

 

 

“越是学问高、才情好，就越平和越亲切。”

记者：这些老先生性格迥异，而且都年事已高，外界的印象似乎是很难能够走进他们内心深处的，你都是怎么做的？

李怀宇：他们外表上看来都很有个性，但在接触中我却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越是学问高、才情好，就越平和越亲切。在采访的过程中，事先沟通很重要，我都会通过他的朋友、学生先初步接触，在礼数上做到很周到，通过他们把我的情况介绍给老先生，这好过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直接跟他们打交道。卸下了戒备心，用聊天的方式，自然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南通的辛丰年先生是淡泊名利、不喜欢接受访问的，我找到了他的忘年交严晓星，请他带我去拜访，后来聊得蛮好。简单一点、真诚一些，老先生们都是很随和的。

 

记者：跟这么多位老一代文人接触的过程中，最让你难忘的印象是什么？

李怀宇：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非常愉快，他的学问文章、为人处世都让我敬佩。他非常有“胡适之风”，提携后辈，时刻为年轻人着想，碰到这样的采访对象，我觉得非常幸运。

有一个细节，我跟余英时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谈完之后，我接下来要去耶鲁大学找张充和女士，当时77岁的余先生坐出租车送我到车站，看到一个大学生模样拿着票的人，就上去问人家是不是到耶鲁，对方说是，余先生就交代我跟着他。几分钟之后，已经走出车站的余先生又折返回来，进站告诉我，到耶鲁要停好多站，那个大学生不一定跟我同一站下，又嘱咐我很多，交代好了才回去。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人生地不熟，余英时先生给我的关照，让我印象深刻。

 

 

 

“虽然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现在从他们身上看不到苦难的影子”

记者：采访了一百多位老知识人，能不能评价一下，他们那代人的气质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怀宇：这些老先生里，周有光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他生于1906年，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去日本留学，又到美国工作，期间又游历了欧洲，1949年回到大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在他们身上，有着传统儒雅通达的教育，也有着西方民主、自由、科学的精神，虽然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现在从他们身上看不到苦难的影子，风度还是那么儒雅，活得非常豁达。周老先生现在每天都要喝茶、吃点小点心，而且对新知识的吸收也非常快，每天都要读一些英文的报纸和杂志，每个月写一两篇文章。

周先生的气质应该可以代表那一代知识人的气质，他们绝不是老学究，他们既传统又西方，具有世界眼光。周有光是我国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参与者，早在欧洲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收集一些字母学资料，但是他早年学的是经济，曾经立志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直到50年代，他才改做语言学。常人看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对他来说并不难，因为年轻时就打下了基础，对国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都有研究，外人很惊讶，他转行转得很自然。

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讲求自由、博雅，口述过《上学记》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就曾经换过四个系。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特定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人，但自由博雅的教育精神，现在也不过时。

在査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中，陈平原谈到“隔代遗传”的问题。他说他们那代人直接接受了受到“五四”洗礼的那代人的教育，1949年到文革那代人很可惜，而陈平原他们在文革之后，接了老辈人的根。

 

记者：你觉得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他们的这些气质？

李怀宇：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都出生于“五四”时期，那是一个巨变的年代，旧传统和新思想激烈碰撞，碰撞过后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对传统和西方的东西既有吸收，也有批判，像胡适就并不认同“全盘西化”，最后都是接受每种文化中优秀的东西。

 

 

 

“他们都是生活之中的人，活得有滋有味、有情有趣”

记者：你认为当代的知识分子欠缺的是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哪些东西？

李怀宇：老先生们身上很优秀的东西就是，他们都是生活之中的人，活得有滋有味、有情有趣。他们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都非常豁达，也会时时关注社会，在苦难面前很从容和淡定。比如杨宪益先生，他坐过监狱，儿子自杀，但晚年依然儒雅，在他身上能看到英国绅士教育的风度。周有光先生也是这样，他经常讲“不生气”，“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为什么《访问历史》之后我又特地写了《周有光百岁口述》，就是因为他那种特别的精神，他的生活态度非常有魅力，时时吸引着我，普通人遇到小小挫折就会惊慌失措，他的从容淡定很难学到。余英时先生1978年在机场与周有光先生见过几分钟的面，但已经觉得在精神上与之息息相通，《周有光百岁口述》出版之时，欣然作序。

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总是绵绵不绝，在我们的身边，像“民主、自由、多元”这些词很多人会讲得很漂亮，但是一旦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常常就露出了另外一副嘴脸，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想起我采访的这一代人的风度，想起他们所受的文化教养，总是希望同代人能珍视他们，读懂他们。在他们这一代人出生的时代所提倡的民主、科学、自由、容忍的精神，如今在他们已然进入晚年的时代，依然没有过时。

 

记者：你说过你的采访是抢救性的，也有十几位老先生陆续离世，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李怀宇：中国有个词叫“喜丧”，活到八九十岁上百岁的老人去世会用到这个词。我采访过的很多老人，历经很多坎坷，晚年比较安宁，他们都很长寿，应该可以称为“喜丧”了。

比较遗憾的事情是我非常喜欢的沈从文和汪曾祺去世太早，非常可惜，我无缘拜访他们。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李怀宇：我想我以后会慢慢关注中年一代知识人，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投入更多，还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