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于贪官“说法”使反腐误入歧途

杨于泽 

       23日下午，长沙市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廉政警示教育大会，邀请了被称为“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 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现身说法。他的“说法”主要是两条，一曰放弃了学习，二曰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了无新意。

       一个官员贪不贪，取决于其心理、精神状况与外部环境。坐牢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用雷渊得的忏悔词表达，就是“被捕后，想到自己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多少次心灰意冷，想一了百了”。贪官表达一点后悔的意思，说些看破红尘的话，并没有多少思想含金量，也没有多大说服力。他就是还想贪，也不在其位不得其贪，他的忏悔，只是给纪检监察部门做个顺水人情。

       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人的心理、行为是随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不变，人的行为一般不变。坐牢的贪官与在位的官员，大家所处环境不同，双方所想所为没有可比性。雷渊利说，他在位的时候觉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开始权钱交易；要找女人找刺激，于是开始玩女人。这是雷渊利在位时的想法，也可能正是某些在位官员的心理与精神状态。

       有一个问题倒是值得研究：为什么贪官乐于忏悔，乐于对在位官员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忏悔，迎合了有关部门搜集忏悔的心理需求，可以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减轻处罚。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小说《肖申克的救赎》讲，在监狱服刑的犯人是多么珍惜放风时间，如果有户外劳动的机会，犯人会趋之若鹜。贪官跑到廉政大会上作报告，不仅是一种户外活动，而且可以重温旧日威风，何乐而不为？

       贪官“说法”给贪官带来了实在的好处，《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则报道说，“贪官的自我剖析入骨三分，给在场者以深刻的震撼”。这可能是把雷渊利误当成在位领导了，有关在位领导的报道，经常要写些烘托气围的话，说穿了就是“谀词”。至于在场者是否有“深刻的振撼”，应该只有在场者自己知道，记者的描述显然过于主观了。

       但记者的报道也折射了一个现实，就是说，大家都在那里凭空想像着贪官“说法”的作用。“自我剖析入骨三分”是廉价奉送给贪官的，“深刻的震振”是想象出来的，它不过是代表了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这种主观想像，对于记者来说是“瞎写”，对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来，可能就是误入歧途。贪官的“说法”很可能毫无意义，但我们以为它意义重大、效果“入木三分”。

       人性的复杂性就在于，事非亲历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个官员贪不贪，关键在于他自己的心理、精神状况以及外部环境。在外界对官员的精神世界无法准确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着眼于外部环境，从制度上约束官员的行为。在反腐败的制度安排上，我们还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在制度上寻求突破，却把希望寄托在贪官对在位官员的教育感化上，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岂止是知其为可为而为之，其实简直是一种形式主义，浪费时间。请一个贪官作一场报告，效果非我所求，也算搞了一个活动，算一项业绩吧？形式之外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