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马拉松”赛场，央企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文/本刊记者杨娇
按照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北京科技界大会上的说法，中国已经4次错失世界科技革命的机遇：包括“康乾盛世”时期，“洋务运动”时期，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时期，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
如果把这4次机遇都比作马拉松比赛的话，中国在每一次发令枪响起之时，几乎都是浑然无知。最近这一次落后的幅度较小，但是当中国人清醒过来开始追赶时，列强大概已经跑出去“几十公里”了——此次落后在起点，而非过程。
“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又在向人类招手，这一次——也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在发令枪响的同时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代表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以及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开发利用领域相关产业等。
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中央企业，作为经过几十年改革已经逐步甩掉包袱、日渐强壮的中央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马拉松”赛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元前490年，希腊军队在马拉松河谷以少胜多，大败入侵的波斯军队，打赢了希腊人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鼓舞人心的第一仗。当时担任传令兵的菲迪皮得斯，奉命把这一胜利消息迅速转告固守待援的雅典。菲迪皮得斯的一句“我们胜利了！”不仅为希腊人民带了胜利的喜讯，更为世界人民带来了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运动。马拉松追求运动的和谐美和挑战精神的宗旨千百年来被传颂传承，发扬到了各个领域。
中国的央企，会不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领域成为光荣的“菲迪皮得斯”？
一、发令枪响
从GDP说起
２００９年中国ＧＤＰ达３３.５３万亿元，同比增长８.７％，中国ＧＤＰ总量已接近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但若从经济结构布局、人均GDP和国民幸福指数等方面来考虑，中日两国依旧差距明显。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不过300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3倍多——而且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
仔细研究一下ＧＤＰ的构成状况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3.9%，几十年来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且这一成绩是在近乎穷尽政策扶持手段的情况下所取得。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商品仅取得了产业链上最为微薄的利润，无法改变“中国制造”的低端形象，抗击风险能力低下是必然的。
简单的一个数字-3.9%，恰恰暴露了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以资源、环境的浪费和负增长来换取GDP的高增长。例如2009年煤炭大省山西是全国唯一出现负增长的省份，上半年GDP增长率为－4.4%——因为2009年山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矿整顿，“不要带血的GDP”。一个-4.4%更加说明了产业转型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想象一下中国还有多少个“能源大省”需要整顿，多少个传统产业需要转型？
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健康与否。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比例在60%、55%，美国达70%，而2009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勉强达到51%。增加消费需要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以提高企业员工的收入，而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提升的空间可以说越来越小。
社会各个层面对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认识空前统一。放弃一部分GDP来换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告别高增长时代的呼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外界称“金融危机让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使经济进入减速通道的过程加速。”
粗放型经济增长“减速”；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加”一“减”，需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执行。我们不用和美国、日本比，与同样处于发展阶段的印度比较，就可以找到答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印度以相当于中国50%的投入，达到现在跟中国不相上下的8%的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体制，以及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
中国实情
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盲目地顺应某种趋势，而首先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作为央企来说，不应忽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宏观背景。
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胡锦涛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结构调整、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讲话更细致地阐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未来和历史总是有着某种类似和关联。每次危机到来的时候，思想家和战略家更多看到的是变革的契机。纵观全球近代经济发展史，由于科技革新力量的推动，具有颠覆性质的新兴产业总是能够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并凭借其独特的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摆脱危机的重要力量，从而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
在2009年11月23日的北京科技界大会上, 温家宝强调：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重要，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贻误时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既要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更要引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纷纷起跑
2009年9月之后，各方面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下，各部委纷纷表达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态度：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称，2010年将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好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初步考虑把信息网络、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作为培育重点，并加快培育物联网产业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提出，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金融创新产品，优化信贷管理制度并加大扶持力度。
2009年10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与七省（市）人民政府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联合设立20只创业投资基金协议签字仪式。20只基金主要投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扶持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首批20个基金均由七省市政府选定，根据当地研发优势、产业基础和地方特点来确定专业领域投向，但所选基金必须满足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的两个原则：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型基金。
按当初设想，未来2～3年内，待首批20个基金运作成熟后，国家有意发起设立200个基金，到时中央政府将投入100个亿，地方政府至少投入100个亿，按平均数扩展，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在内，200个基金将最终募集到近1000亿元，这些基金投放市场后，将有1万个新兴产业的小企业获益。
各地政府纷纷闻风而动，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为重点发展和扶持项目。2009年 9月27日，武汉原则通过了15个新兴产业的《实施方案》。“武汉方案”被认为是首个系统性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方案。之后湖南、浙江、重庆、福建、吉林等省市也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义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不过，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中，我们还没有看到非常清晰的方案，比如，发展某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是什么？优势是什么？发展模式是什么？
二、“追随者”的尴尬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但仅仅凭此判断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还不够充分，马拉松比的是战略和战术，更是实力和耐力。要清楚自己是领跑者还是追随者，并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加快脚步转换角色。
客观地说，在这场比赛之前，中国企业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
中国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在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某些领域中的地位还不占有优势。仅以中国为例，根据郎咸平《产业链阴谋》系列丛书的调查显示：在资本构成结构和企业规模中，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名的企业全是外资企业，玻璃行业最大的五家企业全部是外资，电梯行业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五家厂商全部是外资控股，平板电视行业60%-70%是外资，中国进出口贸易中55%是外资，其中高科技出口的87%是外资。
在国内，中国企业的高端产品市场份额也不令人乐观。外资保险业开业三年占据了中国市场10%的份额；在上海，外资银行开业三年占据了17%的市场份额；计算机操作系统95%是外资，英特尔的CPU占据了85%的市场份额；思科占据了企业无线网络60%的市场份额；中国2009年的新车销售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是国内市场汽车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追随者的尴尬还体现在话语权的缺失。
在大宗贸易的谈判上，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中国企业“拥有市场，却不拥有话语权”。以宝钢等央企为首的中国钢铁企业，与世界铁矿石巨头的谈判一波三折悬而未决，真正上演了一幕疯狂的石头的闹剧。在日常生活领域，近两年涉及彩电专利的纠纷不断涌现，因为LED核心技术大部分掌握在日韩企业手中，中国企业经常被以侵权的名义被送上“被告席”。
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人说“在金融危机下西方国家主流意识是用实用主义代替市场原则，用贸易保护主义代替全球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称，“中国遭遇贸易保护主义重围，贸易摩擦对产业安全的威胁加剧。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激增，使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
世界经济处于高速运转的“现在进行时”，中国企业却常常尴尬地处于“被动进行时”——“被绑架”、“被反倾销”、“被贸易保护”、“被侵权”。客观来讲，中国企业与世界的差距是长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机制造成的，不必过分悲观。只要能够努力缩小差距，发扬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寻求心灵自由和顽强拼搏、锐意进取、永不止步的马拉松精神，坚持不懈尽量不掉队，我们就有反超的机会，变追随者为领跑者，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变化的央企。
储备和热身
谁都可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参赛者，但并不是谁都能成为“菲迪皮得斯”。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代表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大企业的竞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这场马拉松比赛中、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央企自然被寄予更多的厚望。事实上，央企的储备以及适度的热身也是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
以科技创新为例，2009年大部分央企交出了一份相对令人满意的答卷。2008年央企中的67家创新型（试点）企业科技投入合计达1830.3亿元，占中央企业全部科技投入的85%；其中R&D经费1026.2亿元，占中央企业全部R&D经费的84.8%，占2008年国家研发费用（3710亿元）的27.7%。有投入就会有回报，央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点取得的成果更具有说服力：在200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41家央企总共获得104项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3项，占比100%；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0项，占比27%；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9项，占比62.5%；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81项，占比29.9%。
三、粮草先行
“原动力”不足
央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预热都是一掷千金的“大手笔”。在外人看来，央企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政策支持，拥有聚集优质资源和优秀人才的诸多便利。但也正因为如此，央企的投资行为也容易出现市场动力不够的弊病。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接受《国企》采访时认为：中央政府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眼光，使央企有机会走上产业的制高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而是长期的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目前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考核。现有的考核机制使国企领导人的决策缺乏持续性、长久性和战略性。左小蕾强调，市场化的企业管理者应该是敏感的，十年以后的事要从现在开始做。而国企领导人的考核机制没有长久和持续性，容易导致为了眼前的政绩而不愿“冒险”做长期的投资。
以大家都关注的汽车行业为例，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在金融危机下面临倒闭，不得不剥离资产寻求起死回生的最后途径。中国的汽车销售却一路高歌“钱”景喜人——但是前景不见得也喜人，在石油价格一路上涨、低碳经济呼之欲出的背景下，中国的汽车工业如果不能实现快速转型，若干年后也许要步通用的后尘。左小蕾表示，美国汽车工业的衰落对美国企业也许是好现象，他们可以抛弃原有的东西重新启程，而中国的汽车产业显然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严酷的现实是，我们电动汽车产业中的电池优势正在逐步被赶超。在发展电动汽车方面，中国如果不能抢占先机就容易陷入被动局面，重走传统汽车工业发展的老路，如果等到你已经明显感到自己落后再追，恐怕为时已晚了。
有先见之明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他在2006年就认为，中国只有在以锂离子蓄电池为基础的电动汽车市场上，可能凭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应该尽快发展。但是他的呼吁——“在国内电动汽车生产技术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应该尽快围绕我国电动车的市场需求、行业标准及准入门槛制定详细规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今，国内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之争已硝烟弥漫。日产正在通过与工信部合作，来确立中国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这对于目前正处于研发试制阶段的中国自主企业来说，是个巨大考验。有人担心，继丰田在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基本主导了中国的技术标准后，中国电动汽车的标准也将成为外资的“囊中之物”。
事实上我国主要汽车生产厂家都在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研制和生产，但目前都处于“埋头苦干”阶段，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规模，也没有站出来制定标准的魄力。而一批从未有过任何造车经验的企业，却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纷纷进入新能源汽车这一领域，并提出了打造年产百万辆电动车的远景规划，使得电动汽车的产业竞争更加激烈。目前的电动汽车产业，玩的还都是概念，因为电动汽车的性价比较传统汽车而言没有绝对的优势，消费者也基本处于观望状态——真是缺了领头羊，再有电你也释放不出能量来。
众所周知，成功跑完马拉松首先需要保持跑马拉松的原动力，而马拉松原动力来自于内心。马拉松需要勇气、耐力、专注和积极性。选手必须在赛前进行训练，并对自己的训练许下承诺。跑赢马拉松的关键秘诀在于成功的配速。合理的训练加上正确的配速，运动员不仅可以跑完马拉松，更有可能赢得比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各方人士高度重视这场比赛，献言献策为之摇旗呐喊。这里没有旁观者只有拉拉队，央企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上亿人的眼睛，这种压力如果能转换成原动力，那么央企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运转起来，其能量将何其巨大。
能力和眼光
左小蕾对于国内企业普遍的研发能力不足表示担忧。她认为当前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需要在各个环节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改革。左小蕾的担忧不无道理，曾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战略学教授的曾鸣早就著书预言，“世界最主要的竞争，在中国市场上看得很清楚：中国企业不断从低端往高端走，跨国公司不断从高端向下渗透，他们将在中端市场短兵相接，决定成败的因素将是性价比。”在新兴产业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低成本低端复制的“优势”已经不再诱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应该放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掌握上，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才是制胜的法宝。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委员会秘书长吴子敬在接受《国企》采访时说，央企应该从“安全和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这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态势。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产业主动权正逐步被美国人掌握，美国通过有计划地控制产业，期望最终达到对价格的控制。民营企业因为资金和技术力量薄弱，大局观念不强，很难和外资企业抗衡，因此央企就义不容辞地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央企要在做强自身的同时，在产业联盟中放下架子，引领其他企业唱“大合唱”。
吴子敬指出，中国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的企业家目前面临知识产权薄弱，品牌观念不强，对核心技术的“攻关”欲不强，对核心产业的“掌控”欲不强的劣势，而这些几乎都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中国人常说时事造英雄，是不是英雄要看你能不能把握住时机。中国的企业并不缺钱，而是缺乏整体布局和战略划分。浮躁的时代要杜绝浮躁，杜绝无序的竞争。国资委应该做一个分布，既要保证市场的良性竞争，又要避免精力太分散，不能重拳出击。
事实上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担忧国资委也早有考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指出，“中央企业要通过2010年中央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进一步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在结构调整中占据主动权。”他要求中央企业准确把握方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专注发展优势产业，加快清理非主业和低效资产，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资源向主业集中。
有句话说的好，“战略思维就是选择不做什么”。央企要解决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问题，需要一定的魄力并做出牺牲。有人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什么时候它成为央企 “自下而上”的革命，才会真正看到革命的曙光。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场马拉松比赛中，我们需要树立奥林匹克的竞技意识和精神，培养一个实力强健的“国家队”，新兴产业乃至中国未来的经济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占有资源和规模优势的央企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成为这个“国家队”的“种子选手”。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温家宝总理在科技大会上强调，中国企业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这四项储备，中央企业是不是已经足够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