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那个写《七里香》的安安静静的席慕容回不来了。”
    台湾作家席慕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沉重甚至有些悲凉。她说，自己不是故意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她也喜欢从前那个安安静静的席慕容。
    也是巧合，《追寻梦土》和《蒙文课》两部作品的出版，距离席慕容的第一次见到原乡，正好20年。而自我第一次见到她与张晓风、爱亚的合集《白色山茶花》并被深深地迷住，也整整20年。20年的时光，足以使与世无争的席慕容从《七里香》的淡雅恬静中走出来，变成一位被幸福和焦虑同时裹挟着，为游牧文化探寻中所遇见的环保、教育等等诸多问题四处奔走呼号，希望找到一个说法的悲愤的诗人。
    她原以为走进父母的故乡，就可以了却父母以及自己思乡的愿望。没想到仅仅是一个开始。因着被美的吸引和对于家乡的热爱----这么说太狭隘。后来这种爱逐渐放大，她对整个土地、整个世界的感恩，使她的思考不仅限于族群，也因此，她的追问应该受到普世的反思，就像一直以来懂得她有散文和诗歌里传达的种种意念一样，我们应该能懂得她的所有忧伤和疑问。

不认同从前写的是“小我”
    有一次，席慕容参加由成功大学台文系和台湾文学馆合办的“周末文学对谈”，柯庆明教授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最早的时候为什么会开始写诗，却让她哽咽并且落泪。
    “好像是几十年前的那个从童年就开始漂泊的转学生，那个‘年少的我’自己从我的心里走出来，面对着楼上楼下满满的听众，在那一刻，年少的心中所承受过的所有忧愁、焦虑和无奈都在同时重新显现，而这个坐在讲台上手执着麦克风的几十年之后的我，却成为一个难以发声的旁观者，心中对她充满了疼惜与同情。”席慕容在罗智成的《黑色镶金》里找到了与自己有些相似却又不大相同的情境：“……我虽然和少年时的我住在一起/其实也只有换季时偶然相遇……”她说，从《七里香》到《金色的马鞍》，可以说是一段写作的历程，但又何尝不可以说是一个生命努力要借着书写而达到的“自我的完成”？
    然而，关于早期的诗作，席慕容的先生海北曾经评价她“写的东西太以小我为中心了”，她不肯定海北的评定。“以前我写情诗，有人说很‘小我’，一个生命本身不都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么？每一个‘大我’不都是‘小我’组成么？如果连‘小我’都不敢面对，如何面对那个所谓‘大我’？”现在，席慕容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但是年轻的时候，她“不敢说”，但是她疑问。“有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我说我自己的事情时，人家说是‘小我’。我能够最真实地并且去反省、面对、探索的不就是一个我么？当然，有些很好的文学家可以设身处地替别人来想考虑，不是也要借助自己的经验和感觉么。在评语上，‘小我’是比较贬一点，‘大我’是褒一点。我不认为‘小我’比‘大我’轻一点。”

走在自己的梦里
    1989年，46岁的席慕容第一次回到原乡。她永远不会忘记见到原乡的如惊如喜，百感交集。她觉得是“走在自己的梦里。”“我从张家口到蒙古高原，等到上坝上到顶上，看到草原像蚯蚓，我一路走一路叫，就对我朋友说，我见过我见过！我明明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见过。”
    在踏上蒙古高原之后，那无边无际的苍穹与旷野对席慕容来说是一种撞击，所有的一切都展现出一种在城市生活中根本无法领会的美感。“这是我的原乡，是我父母的故乡。我来不及给自己准备故乡。故乡要有时间还要有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我们有一代人，来不及给自己准备故乡。回到父亲的故乡时，我知道这是我的原乡。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回来一次见到我父亲的草原我母亲的河，就可以了了这个心愿，原来才是个开始。”她说，她以为这是自己的乡愁，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的求知欲变得旺盛，好象有一个东西在吸引自己，这就是游牧文化本身。这大概与席慕容学美术有关，美对她的吸引力如此强烈。虽然有人认为席慕容的作品是改变或是转变，其实她是被美的事物所吸引，本质上并没有变化。
    她走了很多地方，当然包括父亲或者母亲的故乡，那些她亲得不能再亲的蒙古。有人认为这是内在的召唤，有人认为这可以解释成一种激情，也有人说，这是对生命来处的探寻。然而席慕容身处其中，却觉得仿佛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虽说是先祖故土，所有的细节对她来说，都是初遇。从父母这个小小的家乡里往外走，一直走。
   “我庆幸自己有过安静的岁月有过把心情记录下来的时候，我对自然环境的被破坏感到急迫和焦虑，我到了蒙古高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有幸福感，是和焦虑感伴随在一起的。我的幸运是在46岁的时候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原乡，很多人一辈子是没有见过的。对我来讲是幸运。不能因为个人的幸运，不去看见那些生态上实在刺目的东西。”进入原乡，席慕容生命的重心开始倾斜。她感觉自己进入到全新的世界，她旺盛的求知欲，使她有好象进入学校重新读书的感觉。“我进入全新的世界里，美在吸引我，整个草原的隐性文化的美吸引我，我自己觉得很幸运。”然而碰到环保的问题，她按捺不住了。席慕容用20年“抢夺”她40多年没有见过的老家。她用了“抢夺”。这不是以往读者熟悉的淡泊安静的席慕容。

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回家之前，席慕容说，“如果有一天提笔写这个民族，不能忍受任何人来更改一个字。”回家之后，席慕容写了，真的没有人改她一个字。因为她说，在我们的教育里，有很多的误解，而那种误解是根深蒂固的、几千年的误解。“我写的跟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和我们的教育里不一样。所以请不要改我一个字。”
    “我们不知道两河流域文化会不好意思，不知道埃及文化会不好意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阿尔泰语系文化，不知道阿尔泰语系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们都不知道的原因是教育没让我们知道，不知道还没关系，态度是说知道又怎么样？有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疑问在这里。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台湾有教授说文化距离很大的原因是心理的距离。然而整个内蒙古都在中国版图内，为什么了解这么不够。我们可以了解什么物质可以开采，比如什么电力可以发展，我们都注意到那里的地大物博，可是从来没有注意到那里的人。席慕容说：“这是我没有办法了解的现象。这是我自己慢慢发现的，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是这样的教育，如果说过去是因为战争，我们在里面有误解或歧视，还情有可原。可现在不是地球村么，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疑问是，我们的教育怎么了，一个大学教授对游牧文化的了解和一介草民（如果教授不是专修游牧文化）的了解是一模一样。我想要提醒，错误不在您，错误在我们的教育。”

我还活着，怎么所有我的文化在博物馆
    正因为误解之深，席慕容不知疲倦地呼吁并书写，她所遇见的种种被常人忽略于她却不能容忍的诸多现象。比如有一次她听林业局的朋友说：“只要我们高兴，一个早上就可以把一座山砍光。我们不砍树了，封山育林。”转着弯走路，她就发现一个山坡真的没有树了。她看到一只老鹰站在光秃秃的山上，一只小狐狸在山坡上寻找什么，她觉得自己的心很痛。金黄色的叶子底下掩盖的却是药用的垃圾。
     “100多个中国最后的猎民被迁出自己世代生长的山林，名义叫做封山育林，退耕还草，我开始说这是高贵的理想，如果能实现该有多好。我必须要说，与我期望的高贵差得十万八千里。在某一方面来讲是牺牲了与世无争的原著民，土地族群文化在开发中受到了伤害。他们把鄂温克人赶下来，假装是盖一些房子让他们接受现代文明，发展观光事业，举办森林文化节。鄂温克男孩子女孩子穿好象他们民族的服装唱汉语歌，跳舞蹈老师编的民族舞，假装射一下箭，我坐在下面简单要疯了。很多环保的学者考古学者呼吁人的毁坏，我原先以为我狭隘或者是我蒙古人么，不是，我是站在人的基本的立场上，跟我的族群无关，大兴安岭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我只是替我的邻居说话。后来我去参观鄂伦春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有鄂伦春人用桦树皮做的器皿、独木舟什么的。我就很想写一首诗：

    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来参观/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是没关系我的文化都在博物馆里/欢迎你到我家来/我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了/可是我的文化都在博物馆里/可是我要说一句话/我还活着，所有我的文化在博物馆……

    一个活着的民族，那么大的博物馆，太可怕了。你们怎么自己的歌不唱自己的舞不跳。但到现在这首诗还没有写出来。可能是因为太气愤了。”
    席慕容说：“我可以说很高兴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的文化还在，也有和土地拥抱的感觉，可是那些都是小事。比如说露天煤矿的开采，呼伦贝尔大草原最好的地方，因为煤矿的开采，所有的牧民都惊慌失措。我马上要去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沙尘暴是从那里过来的。因此不准放养骆驼及羊，全都关起来养。可现在做什么呢？草地开垦了在种棉花。牧民想不通，哭着问我，为什么不允许放羊，为什么要把土地让出来种棉花。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她说，从前写《七里香》安安静静的席慕容回不来了。她不是故意变成这个样子，她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这么短视，怎么会有人这么允许他们做。
    “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他们说不出来。我自己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公平。人对土地要有报恩的心，不知道多少人靠大兴安岭度过艰苦的岁月，山给了他们这么多恩惠，他们回报的是把垃圾倒进去。在这里，我不是争取哪一个族群，怎么有这么多人不知道这是母亲大地。可是他们不知道感恩。中国人不是敬天为父敬地为母吗？今天的中国人怎么了？”

总归要往前走

      人类学家说：“每种文化，都要有强烈保持自身本色的愿望，因为，惟有如此，她才不至于消失和灭亡。”以席慕容这多年来对蒙古族文化的研究和探寻，她对于保存蒙古族文化有什么好的建议么？“我的建议是，无论是年轻的孩子还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自信是一切的开始，而且文化都在，只是蒙尘而已。”
    写作的过程当中，席慕容的乡愁逐渐得到释放。她似乎找到自己的位子，以前的慌慌张张，日子总是过得很混乱的感觉平定了，现在，她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里找到自己位子，终于可以比较踏实。然而这种释放，是有代价的。“最近一阵子，我写蒙古的散文比较多。诗和散文不同，诗是跑来找我才写，散文是我要写我主动。我很高兴，这两本书，磨蹭磨蹭一直到现在才出，出来之后，才发现，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原乡是1989年8月，到现在刚好20年。我觉得是从回家之前模糊的乡愁到回家之后对父母乡愁的慢慢了解，逐渐地走来了，回到对游牧文化的关注。”她说，自己也喜欢写《七里香》的那个席慕容，但是，人总归要往前走。
    同样是写蒙古，鲍尔吉·原野是最令她赞不绝口的。席慕容：“我爱他，我爱他爱得不了得。鲍尔吉·原野是我崇拜的、我爱慕的作家，我读完他的书以后很激动，拿来到处请朋友读。后来台湾的九歌、商务印书馆都出了他的书，我把那本书拿给张晓风看。通常换书后两个礼拜我们会打电话交流，一个月她都没提那本书，我忍不住问，她说不好说很尴尬，她说‘我觉得鲍尔吉·原野写的蒙古比你写得好看多了！’我好高兴！我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她说鲍尔吉·原野牵着你的手把你自自然然地带进蒙古人的家里。你写的蒙古就是东抄西抄一个，很热烈地说看啊看啊这是蒙古，鲍尔吉·原野在台湾出版《寻找原野》，晓风写序我也写序。你看看你会知道，人家常说内蒙古作家，我觉得这个框子太小，他是世界级作家，他对文学的感觉和对文化的呈现，我是他的忠实粉丝。有电视台问我你想跟哪一位对谈，我说鲍尔吉·原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