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道术纠缠、体用不分。以至于有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分清楚什么是“道”，什么是“术”；什么是“体”，什么是“用”。《易经》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是如此。老子的思想也不例外。从一方面看，他的《道德经》是让我们安于大道，无执、无著、无欲、无求的“内圣之学”，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一套达到外在功利目的的外王之术。同孔子的思想一样，老子的思想也有着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专气致柔如婴儿”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则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权术和阴谋。前者是“体”，是“道”，是世界观；后者是“用”，是“术”，是方法论。前者是“无为”的动机，后者是“无不为”的效果。前者是修身养性之法，后者是君人南面之术。今天所谓的低调、守弱势，不强出头的处世法则；所谓诱敌深入、阳尽则用阴、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谋略诡计，都不能不归于老子的哲学。正因为此，后人对〈道德经〉的发挥和引申，遵循的也是“我注六经”的传统，所谓的微言大义，也在历史长河中成了片面的发挥和引申。
正因为此，翻开《道德经》，我们不仅看到了 “上善若水”、“贵柔守雌”这样的论调，而且还会发现 “无欲则刚”、“以柔弱胜刚强”这样的字样。“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耶。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老子之所以对水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水看似柔弱，实际上却是无所不催。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於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来，居后、守弱、贵柔仅仅是一种迂回着前进的阴谋和手段，而不是安于柔顺和后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意思是说，人活的时候总是柔弱的，死后则是僵尸一个。充满生机的草木柔的可以随风摇曳，死后却是难逃的枯槁。原来，坚强只会导致死亡，柔弱才是生命的法则。反之，“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那些总是向前冲的二百五，耍的仅仅是匹夫之勇，没有一个不丧命的。相反，那些躲在后面的，不逞英雄，不显山不露水的，反而活命了。从这些话的弦外之音中，我们估计依稀可以看到：老子的“柔”和“弱”其实并不是真的“柔”和“弱”，而是假装“柔”和“弱”。看似“无为”，其实是要实现其“无不为”的目的。意思是说，那些冒头的，冒尖的，也是最先完蛋的；只有那些守弱势的，那些与世无争的，反而是最安全的；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的。总而言之，正因为他们不争，所以没人争得过他们，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看到这些话，我们疑惑了，以至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子强调柔弱，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他是主张真的弱还是假装弱？如果仅仅是手段，那么老子的“恋母”和“无为”岂不是成了骗人的把戏？如果是目的，我们为什么会在逍遥自外、超凡脱俗的“无为”后面发现了“无不为”的巨大阴谋？为什么在道之澄明的背后，隐隐约约看见得却是一张残酷无情的面孔和不动声色的铁石心肠？如果真是这样，老子岂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确实，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确实暗含着一种被班固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的东西。看似柔顺，其实是要克刚；看似后退，其实是为了前进；看似软弱，其实是为了胜强。难怪朱熹说，“老子心最毒”。张舜徽先生也说，整本《道德经》，“不外一个装字”。（《周秦道论发微》）。你即使强，也要装不强，这叫谦虚；你不弱，也要装弱，这就策略；你在前面，也要装在后面，这叫作手腕。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统治者的装叫“礼贤下士”。但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装孙子”。总之一句话，你只有“装孙子”，才能不成为“孙子”。所以，老子的无为、守雌、贵柔、知足，不仅对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是欢迎的很。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这叫“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但是，这些就是《道德经》的全部吗？这种解释又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老子吗？
易中天先生在《我读先秦诸子》中着重强调了老子的这种“君人南面之术”。他说，读老得智，而不是慧。整篇《道德经》，讲得都不过是弱者的生存智慧。这主要体现在老子的辩证法。而老子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反者道之动”。看似向相反的方向用力，其实目的却在正前方。正是由此，这种辩证法是由军事辩证法而政治辩证法，由政治辩证法而哲学辩证法，最后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变成了一种生活辩证法，渗透到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易中天把庄子和老子区别了开来：如果说读老得智，读庄子得的才是慧。智和慧是不同的，前者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后者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
其实，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实在偏颇，本人无法苟同。其实，同《易经》和《论语》一样，《道德经》也是一个黑箱。它是模糊的，所以才包含着马克思意义上的“原始的丰富性”，包含着向各个方面引申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各个方向发挥的空间。它是一个胚胎，只不过还没有开枝散叶。也就是说，《道德经》里面既有智，也有慧，而且智和慧是纠缠在一起的。“道可道，非常道”开头的第一章，你能说里面是智？笔者无论怎么读，都觉得是一种深妙的哲学。如果《道德经》里面仅仅讲“反者道之动”的智，那么，历史长河中的那些寄情于山水的闲云野鹤和体现空灵境界的艺术作品又是受了谁的启发？如果老子仅仅讲智，魏晋时期王弼、郭象等人的“玄学”思辨，又以谁为思想渊源？
所以，对老子本人，对《道德经》这一文本，都不能做这种简单化的处理。读智得智，读慧得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关于老庄的境界哲学，也就是易中天先生所说的“慧”，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但问题是，我们经常说老庄老庄，就像今天我们说马恩马恩一样。其实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巨大差别一样。如果说《道德经》里面是智和慧纠结在一起，那么庄子仅仅在里面读出了慧，而没有读出智。就像孟子仅仅在孔子的思想里读出了“仁”，而没有读出“礼”来一样，就象荀子却读出了“礼”，而没有读出“仁”。当然，庄子也读出了“智”，那就是“保身”、“全生”。值得注意的还有出现在《道德经》之后的黄老之学，也是继承了《道德经》的衣钵，把“负阴以抱阳”的辩证法用于了医学，出现了《黄帝内经》。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黄帝内经》不过是黄老道家假托黄帝作的一本医学书。这些也可以说是“用”，也可以说是“智”，但不是谋略，是治病救人。
真正体现易中天先生“智”的地方，是“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向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比如兵法、谋略、治国，这些就是赤裸裸的“君人南面之术”了。在这一方面，最显眼的是孙子和韩非子。孙武也许正是受了《道德经》的启发，才写出了《孙子兵法》；而韩非子煞费苦心、深谋远虑地写了一册《喻老》，更是值得我们深思。
节选自拙著《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