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社会发展蕴含着深刻的矛盾。虽然不能称之为危机，但矛盾已非常严重而又深刻。其中，两大基本矛盾非常清晰。

　　一是表现为中国社会尤其基层形成了一个对政府不信任的格局。在网上，对于政府一些政策的发布与解释，网民往往愿意反过来理解和评论。媒界朋友对此事最有感触。这种矛盾和情况，或许最高决策者也了解。所以，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远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更加脆弱。传统意义上的改革，包括国企改革、资源价改等面临的社会基础也变的非常脆弱，民众很难认同和理解。在如此脆弱的社会基础之上，要强行推行改革自然会有矛盾和压力，也会遇到很大阻力。

　　二是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复杂和严峻。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仅没有简单化，而是表现得更为复杂、严峻。过去18个月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和爆发中，西方国家对中国抱有很大希望。但现在，西方则在很大程度上大失所望：西方人人都认为中国未来肯定会有很快的增长速度；但同时，他们怀疑中国的快速发展会给全世界带来什么，是导致资源更加紧张，还是进一步增加出口等等不利因素？因此，国际社会形成了反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场思潮和运动，再加上西方国家要想法缓解自身经济矛盾，导致的这些压力都指向中国的发展模式。

　　迄今，中国经济应该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注意到，在世界上，第二经济体往往很难逾越经济体老大，也就是说，会在各种方面受到来自“老大”的压力，不管对与不对，这是事实。由此可见，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矛盾和问题，某种意义上能促进改革。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压力恰恰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动力。只不过改革的方式和方向恐怕不见得短期内体现为国有体制改革，比如指向最近热炒的“国进民退”问题。相反，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会在民生问题以及夯实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方面，比如房价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改革得好，能形成老百姓与政府良性互动。改革的社会基础也更加夯实。事实上，只有在改革基础形成后，谈其他改革才会容易得多。

　　以我之见，当前推进改革的切入口，一是寻求改革的共识；二是寻求改革潜在利益，形成改革潜在的推动者。今日中国社会有两波人是改革的推动者，一波是没有进城却有可能进城的农民工，这部分人进城，意味着他们会从改革获得收益，如果把他们的基础服务做好，便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第二波就是70后、80后、90后出生的一代，这部分人现在没有房子，他们面对巨大的就业问题，如果在住房问题上进行一些改革，也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这部分人会转过来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

　　所以，改革的思路要改变，不仅仅盯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国有企业毫无疑问需要改革，但是需要考虑阶段性和先后秩序。等到以社会基础服务为目的的改革成功以后，国家出现了财政赤字时，再用国企股份填补国家财政债务。那时，国企改革时机逐渐成熟。

　　（李稻葵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