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问人们“是一个支点的桌子稳，还是三个支点的桌子稳？”，那么一定是异口同声地回答：“一个支点的桌子稳。”

　　但如果我把这里的桌子改成企业，那么人们的看法又完全两样。

　　美国社会在宏观的国家治理层是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与之相对应，美国社会在微观的企业治理层是决策、行政、监督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中国社会在宏观的国家治理层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核心、一元化、集中统一；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在微观的企业治理层是决策、行政、监督（如果有监督的化）的三权合一，没有制衡。

　　中国企业（不是百分之百）虽然表面上也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但真正说了算的一定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称可能会因企业的偏好而异，有的叫董事长、有的叫董事长兼总裁、有的叫董事局主席、有的叫首席执行官等，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一句话、一支笔、一锤定音。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一个支点与三个支点的体制的道理也是这样。

　　三个支点的体制，由于权力制衡，因而，哪怕是天才的点子，也得经过既定的决策程序，反复论证，甚至有可能被错误的大多数否决。结果自然是一方面企业响应市场的速度慢（慢，有时未必是坏事），有可能延误时机，没有激动人心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也很少会出现低级的致命性的、一边倒的错误，发展比较稳。

　　一个支点的体制，由于权力集中，因而，一方面决策的速度快（快，很多时候未必是好事），在一个集权的当家人头脑清醒时，能迅速地抓住机会，能获得超常规、跳跃式增长；另一方面一个人错，全盘错，经常会出现低级的重复的、荒诞的错误，发展似过山车。

　　既然三个支点和一个支点的体制各有优劣，有好有坏，那么人们又该如何在两者之作出自己明智的选择呢？

　　一看时间的长短。

　　一个支点的体制虽然爆发力强，一步跨得很大，但走路不稳，行之不远。一连串的决策正确之后，必定是自我膨胀和骄傲自满，必定是重重地摔倒，一蹶不振，一个跟头倒下去爬不起来。所以，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昙花一现的企业多，持续经营的企业少，从来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

　　从一个时段、一个事件上看，一个支点的体制或许不失为优越，但从长远、全局上看，一个支点的体制一定比不上三个支点的体制。三个支点的体制虽然每天的进步不大，但因为稳，日积月累起来就是大进步，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就是巨无霸。反观一个支点的体制，再快再猛也是一转眼的事，大起之后必定大落，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这也正是三个支点的市场体制必然战胜一个支点的农耕体制，三个支点的公司体制必然赢过一个支点的宗族体制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奢谈什么“中国模式”的人要么是历史的近视眼，要么是利令智昏，睁着眼睛说瞎话。

　　二看规模的大小。

　　君不见世上有一只脚的小桌子（严格地讲，这种情况下，支撑桌子的已不是一个支点而是一个面），可曾有一只脚的大桌子？大桌子，因其大，因其面上的人多，所以平衡的难度大，必须是三只脚或四只脚；大企业，因其大，因其面上的人财物多、所以平衡的难度大，必须是三个支点的体制。不比小桌子，小企业，容易控制，一个支点的体制尚能凑合着用。

　　更何况，一个支点的体制因为先天不足，摇摇晃晃，所以很少有成为大企业的可能。即使成为大企业，也是中国特殊政商环境的产物，是矮子里面的将军，不是真正能经自由的市场竞争之风雨，见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世面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