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军事设施，除了长城以外，就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座古城，然而在山东，我却见识了区别于这两种军事设施的“所”。
卫所是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而“所”则是这种军事制度最基本的单位。
山东即墨的雄崖所，是鳌山卫下辖的一个所，在抵御倭寇入侵中，雄崖所发挥了其强大的军事威慑力。
山东即墨的雄崖所在抵御倭寇入侵中发挥了军事威慑力
雄崖所故城
从高高的玉皇顶，俯瞰雄崖所，在现代化林立的高楼中，雄崖所并不算雄伟。但如果时光倒退到明朝时期，这不高的城池，大概是方圆几十里最高的建筑吧。
我们从玉皇山辗转到了这个由一个军事卫所而形成的小村落。
迎着进村公路的，是这古老卫所的南门“奉恩门”，此门由石块、方砖堆砌构成，整齐，气派。
老孙找来了他的朋友，村里的李书记，带领我们见识了这座地理位置险要的明代故城。
雄崖所是正方形城堡，这个门只是这座城堡的南门。整座城堡周长2公里，占地375亩。城墙由土夯筑，外包青砖、石块，高5米，顶宽3米，十分坚固。墙上用青砖砌成垛口，墙外有护城河环绕，建有“奉恩”、“迎薰”、“镇威”等城门，门上均筑城楼。
雄崖所是正方形城堡，墙上用青砖砌成垛口，非常坚固
雄崖所据说因其东北部白马岛上的雄伟断崖而得名，为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所建。
明朝定都南京之后，为保卫海防，打击倭寇，朝廷决定在沿海地区实行卫所制。洪武二十一年（即公元1388年），魏国公徐辉祖奉命建鳌山卫，下辖浮山、雄崖二所，雄崖所从此成为海防前线。
雄崖所设置之初编制1120人，设正千户2名(正五品)，副千户2名(从五品)等官员17人。
当时，衙门、官署、粮仓、伙房、住所、学校等处所分布在十字大街两侧。白天，千户、百户和相关士兵在衙内各署公干；晚间，除巡逻、值夜人外，他人则回城中府邸和城外所辖六处营盘歇息。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20个千户、27个副千户、50个百户和众多兵士世袭罔替，竟然相继在这里守护海防长达346年。
当时雄崖所丁地钱粮税课谷石机构齐全，俨然一个“国中之国”。
然而，随着改朝换代来临，雍正十二年（即1734年），清政府裁鳌山卫和浮山、雄崖二所，归并即墨县，改雄崖所为雄崖司，设巡检，率兵三十人把守。
后来，清政府竟移雄崖司巡检驻烟台市福山县海口，至此，卫所制度在即墨走到尽头。
李书记给我们介绍雄崖所上的观音庙和卫所制度
跟着李书记，穿过城门，看见门洞的内额上题写着“迎薰”两个大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李书记说，“迎薰”就是迎喜纳祥的意思。古城原有四个门，分别是福禄寿喜，城里居民娶亲只能走南门，丧殡等诸事则不能从这里进出。
一行人登上了这座明时古堡的城楼。城楼上的方砖青瓦依旧整齐坚实，丝毫看不出来600多年风雨侵蚀的痕迹。
这些白灰砌的砖缝依然那么结实，抠都抠不动，让人不得不佩服当年造城的工艺。
据说当年秦始皇造长城的做法，是用糯米搅黄泥，以至于长城历经两千年，依然还能保存下来。
城楼之上建有三处小房，李书记说，这上面的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只不过小屋里面的主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原来是古代将士办公居住，后来是解放军部队在此居住，再后来是村委会办公室，现在已成为人们烧香拜佛的地方了。
明清卫所制度
李书记带着我参观了雄崖所上的观音庙、财神庙等庙宇。庙前香炉里香灰甚厚，可见此地百姓的虔诚。庙中雕梁画栋，观音等神仙被塑造得光彩鲜艳，桌几擦拭得光鲜明亮。
“这里以前的五品千户就于此办公，品级比即墨县令还要高。”李书记介绍道。
小小的一个“所”，作为边防的最小机构首领的千户，为何有这么高的级别呢？
为了回答我的疑问，李书记向我介绍了明朝的卫所制度。
村里的李书记向我们介绍雄崖所的历史
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
在明初的25年中，卫所制度让各地军屯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
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为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卫所制度规定：都指挥使掌兵，此外还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
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
即墨卫所制度也是镇压乱民的工具
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靠自觉往往不能成事的。
15世纪后期，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
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
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史料记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
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其战斗效果可想而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后期，大量军队派往东北，却难以镇压人数不占优势的后金女真骑兵。
不能说卫所制度毫无用处，然而，占山为王的小山寨式管理，自然难以让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
山东的威海卫，天津的天津卫，青岛的灵山卫和即墨鳌山卫都是卫所制度的产物，而明时鳌山卫的军士大多来自云贵高原乌撒卫换防而来。
边陲的少数民族来到这里，忍受着思乡的愁绪，吃住训练在兵营伙房，奋勇向前地战斗在马背上和战船上，逐渐在这里生根繁育，形成村落，而民族融合，也带来了即墨沿海人才众多的现象。
古城前合影
据李书记讲，自建制那天起，雄崖所真正起到了保卫海防、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重要作用，袭掠崂山沿海及鳌山湾的倭寇自此不敢犯境，“入寇即墨、诸城、莱阳，沿海居民多被害”的惨剧再也没有发生。
数百年来无战事的状况，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但这样的盛况，也恰成为清政府裁撤雄崖所的主要缘由。
裁撤之后的军户及其后人，放下武器，专事农桑，做回了农民。当初区区数口之家，现在已经繁衍为当地兴盛大族了。
1952年，卫所被拆除，留下了东、西、南、北四门，拆掉的城墙砖石全部被用来铺垫街道。文化大革命时再遭重创，只有南门和西门由于当时用作生产队队部，所以至今保存较好。
这座明代最后一座所城，记录了一个制度的兴衰，同样也昭示一个道理：军备废弛，自然带来国破家亡的后果，而严厉的军纪和先进的武器，正是国家昌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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