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般人印象中，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引进外资。而事实上，这一开放的核心应该不是资金，而是人。毛泽东曾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不是武器。经济发展也跟战争一样：其决定因素不是钱，而是人——有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本来，中国本土也有这样的人才，惜乎在五十年代那场天翻地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中，这批人被摧残殆尽，不成片段。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段历史、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应始于1952年。这一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统战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既定决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没有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和周恩来“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他说：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他正式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当时中宣部的《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
尽管毛泽东在1953年9月还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信誓旦旦地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然而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私人企业主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的说法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这样大规模改造的结果，是一大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毁于一旦，我们不妨以民生公司创始人经营者卢作孚为例来看个究竟。
毛泽东首次提到卢作孚时，卢还在香港。二十一天后（1950年6月10日），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离港。又过了五天，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现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受到新政府和老朋友们的欢迎。在他的推动下，民生公司成为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其在香港和海上的十八艘商船全部返回大陆。当这位船王将毕生心血托付给新国家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而来，迅速结束了他生命的航程。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五反”运动高潮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重庆家中。卢自杀的消息被立即封锁。一周后（2月15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才在日记中记录：“得上海周孝怀信悉卢作孚病故，其殇日还不知，但知其猝然的。”
从1950年6月回到北京，至1952年2月自杀，卢作孚作为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在生命中这最后一年多的经历，典型化地反映了一代中国实业精英的希望与幻灭。
1949年秋，共产党建政之初，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对未来满怀憧憬的，都以为这个民族从此将进入一个宽容、和平、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可不到一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一场意外的战争，打乱了这个民族前进的脚步，也使民族资本家刚刚为中国商人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被再次改写、扭曲。
随着战事延续，军费开支剧增，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日益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1951年下半年，正当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兴起之际，以李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贪腐大案也浮出水面。一批打天下，坐江山的共产党高级领导，蜕化成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家蛀虫。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前面的“三反”，主要针对的是贪腐的国家干部；后面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则直接把“斗争”目标指向了私营资本家。这两项群众运动的内在联系就在于，刚刚获得政权的共产党把自己内部出现的腐败与堕落，归咎于私营资本家的“拉拢腐蚀”，甚至理解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的“猖狂进攻”。
战争引发了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又被转化成了政治问题、阶级问题，这个政权刚刚建立就陷入了自我构置起来的“斗争”怪圈。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正当梁漱溟老先生为“猖狂进攻”的提法感到不安，极力要向人们指出“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的时候，一场铺天盖地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展开了。配合这场运动，资产阶级被宣传机器重新塑造成“奸商”，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当年，以品格高尚著称的卢作孚的主要罪名就是用“糖衣炮弹”对国家干部进行“拉拢腐蚀”。
梁漱溟曾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焉。”卢作孚把民生公司交给国家之后，虽然仍然担任公司总经理，却不拿公司的股份，一家人过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宿舍里的家具是都向民生公司借的。这样一个“贤哲”，还是成了“五反”运动的斗争对象。
1952年2月8日，在全国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市总工会联合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在大会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里的通讯员小关，突然上台揭发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受贿”的事实。其实所谓“受贿”，不过是卢作孚在北京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时，曾请公股代表吃过便餐，看过京剧。会间休息理发时，卢作孚为大家付了理发费。当时，由于北京天气太冷，卢作孚做主为公股代表每人买了一件呢大衣御寒。“这就造成了公股代表的索贿罪，并由此给资产阶级的行贿进攻大开了方便之门”。显然，矛头是对着卢作孚先生的。同时，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2月5日触礁沉没，在会上会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也被说成是重大决策失误，是造成民生公司当时困境的根本原因……结果，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卢作孚之子卢国纶于2005年4月21日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披露，卢作孚在自杀之前，曾给妻子留下一纸十分简短的遗书。内容是：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就这样走了，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他的逝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以“实业救国”为理想的新型“商人”，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一生的知识分子，带走了中国商人短暂的黄金时代。
“三反”、“五反”之后，1953年夏季，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但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随着私营经济烟消云散，商人这个群体也在中国大陆土崩瓦解了。而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仍然延续着“五反”的极端化倾向，使他们因为“历史问题”不断被当作敌人遭到斗争、迫害。就连他们的子女也要承受种种人格上的屈辱，忍受政策上的压制和周围人的欺侮……甚至连升学务工、娶妻嫁女都会受到歧视性的限制。歧视商人，迫害商人，在极权专制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任何朝代都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十年这样极端和彻底，也没有如此暴力和野蛮。中国商人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迅速坠入黑暗的深渊。由张謇、卢作孚两代精英为榜样的现代商人文明被彻底摧毁，而野蛮与邪恶的专制传统却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复活了。
这结果就是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只能在一篇废墟上进行，中国交了说不清的“学费”后，又才勉强有了一代跟卢作孚他们相比，还有不少差距的新一代民营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