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寧縣書記把縣民的資料收集起來，稱之為信用評等，還評出ABCD四等公民。他的意見是在道德與法律之間有一個「間隙」，不犯法，但对付“行為不端者”，可以把一些「不誠不信」、「無賴痞子」的行為記錄在案，成為官方提供社會服務時的評鑒標準。這聽起來就是「檔案」、「良民証明」的另類演出。

這讓我想起東漢末年，董卓任命的司隸校尉(相當於首都衛戌總司令)劉囂有感于社會道德淪喪，教化不行，調查官員平民中凡兒女不孝敬父母的，臣屬不忠心長官的，弟妹冒犯兄長的，一律誅殺，財産沒收，結果引起廣大騷動，很多人乘機陷害，相互誣告，冤獄滿城，長安成了恐怖世界，路上熟人相遇只敢互望一眼，也不敢交談一句。孝悌忠信是中國社會「禮」的根源，但卻不可能以法推行，一定要把不忠不孝之人繩之以法的話，只會帶來人民相互諂害，相互告發，結果是大家相互猜疑，社會信任全失。

孙立平立论警告今天的社会己突破了“道德底线”，所以道德的事很重要，振兴道德是当务之急，只是政府只能管法律的事，不能管到人民的私德。道德的事是靠民間力量自我激勵、自我監督的。易中天在南方週末的社論中也是如此强调，但他结着說道德與法律之間沒有「間隙」，这不对。法律是可以强制执行的，道德只能是人的自律，这中间是有間隙的，就是一个小范围自组织起来的社群可以建立自我管理的规范，然后用社群成员的舆论监督大家遵守规范。社會整體可以鼓勵道德，卻不容易監督道德，這是与政府不适合监督道德一样的道理，就是信息不對稱與有限理性的自然結果，范围大了，信息真假莫辨，舆论会被操控。所以能監督道德的是小範圍內的自組織團體，根於社會道德的普遍呼籲，制定出屬於這個「社群」的公約。大的自组织社群如學者有學術倫理，記者有新聞倫理，小如一個小區的居民公約，一個村落的鄉約民俗，小範圍內的人互相認識，知根知底，才能消弭信息不對稱，作到有效的倫理監督。

今天的問題是我們社會欠缺自組織的能力，更缺少社群自定規則、自我管理的能力。當務之急只能培養這種能力，而不是讓地方政府越俎代庖，這反而會造成社會信任更大的危機。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威廉姆森与奥斯特罗姆，正是要提醒世人，治理机制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还有自组织的社群，而治理机制正是自订规范，自我管理，相互监督，舆论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