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我刚刚从上海青浦徐泾的西园墓园为母亲扫墓回来。我在母亲的墓前点了两把香，在墓石上铺了一层红花和绿叶，又将碑石上的尘土擦去。我觉得祭奠在心不在行，我完全不需要用更多地外在表现，来强化我对母亲的孝心；这十八年来，我对母亲的想念、思念、怀念和眷念，早已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刻骨铭心、挥之不去。我完全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对我的记忆和回忆有什么影响，那是一种永远的心祭！
    我的母亲陈翠英是一九九二年正月十四下午突然离世的，从那之后，我经常会想三个问题：母亲希望我做什么？我做了没有？我该如何去做？
    1991年春天，当时我在宁波大学法律系任教，住在集体宿舍里；五十年代末支援大西北之后，在西安一家纺织厂里干了一辈子的父母，带着姐姐的胖姑娘晶晶，到宁波来了。我在紧挨着宁波大学的农民新村里，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三个月100块钱房租，我们四个人在这里一直住到秋天。小屋在四楼，阳台朝南，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甬江里，从上海驶往宁波的客轮。我能明显感到：出生在黄浦江边的母亲，那浓浓的上海情结。
    九二年初的寒假快到了，我给父母各买了一件金属棉衬衣寄回去；放寒假的时候，我又给父亲买了一条羊毛绒裤子，给母亲买了一双黑色半高跟的羊毛里皮鞋，带回了西安。
    在家里过完年，正月初十，我要回宁波大学了；父母送我，母亲送我到小区门口，父亲送我到火车站。临别时，母亲对我说：“明年我们到上海你三姨那里去过年吧，省得你跑那么远来这里了。”我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到母亲还站在小区门口，脚上穿着我给她买的那双羊毛里的皮鞋。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画面成了我永恒的回忆，我对母亲最后的记忆也永远地定格在了这里。
    两天以后，我回到了宁波大学。正月十五中午，我正准备去学校食堂吃饭，同事小俞迎面走了过来，他默然地交给我一份电报。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母亲病故，速回。”我一下呆住了，天崩地裂！
    我匆匆到系里告了假，一路流泪赶回了西安。刚走进小区的大门，我就在我们小区中间的大操场上，看到姐夫头裹白纱站在那里；走到我家的楼旁边，看到那里摆了一排花圈。晶晶只有五岁，还不太懂事，她在楼后面和小朋友们玩着，看到我回来了，她跑过来拉着我的手，我牵着晶晶的小手往家里走。
    我走进家门，父亲和姐姐迎了上来。过于突然的沉重打击，他们俩的脸都有点变形。姐姐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妈妈没有了。”有人过来给我戴上白纱。下午，几个邻居陪着我和姐姐去医院的停尸房。那天，西安的天气又阴又冷，泪水流在脸上，被西北风一吹，疼得钻心。停尸房的门打开了，我们通过长长的斜坡走下去，母亲的尸体被拉了出来。望着躺在那里紧闭双眼，含着铜钱，穿着寿衣的母亲，我完全没有了感觉，人傻掉了：躺在那里的真是母亲吗？我至今都不相信。我记不清我接下来做了什么，好像有人过来拉我，把我硬拖了出去。
    当晚，我让已经两天没合眼的爸爸和姐姐去休息，我在灵堂里守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停尸房接出母亲，然后去火葬场。一路上，我和姐姐蹲在母亲身边，悲痛欲绝。几个小时以后，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回到了家里。出了三七，我回宁波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很长时间我都不能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我经常一个人来到宁波大学后面的甬江边，呆坐在江边的石块上；看到上海过来的客轮驶过，我会傻傻地盯着看，好像母亲就在那巨轮上面。
    两年以后，我如愿以偿地调到上海工作。1994年冬至，我和父亲将母亲安葬在了西园公墓的爱字区里。那双我给母亲买的半高跟羊毛里皮鞋，我至今还保存着。